文／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在2011年三月11日福島核災後，提醒了世人對於核電安全的重視，也再次強化了反核運動的社會與科學基礎。但是，自1990年代以降，核電產業利用氣候變遷的全球危機，重新塑造了一個核電產業的論述。本文嘗試從專業主義的興起，以及恐懼的論述的形成，來探討台灣的核電產業，為何在全球大小核災接續不斷的狀況下，依舊可以盛行。本文指出，核電業者運用科學專業知識的壟斷，以及台灣特殊的產官學三角結構，並且運用氣候變遷的恐懼，來持續把持國家能源政策。

一、前言

　　發生於2011年三月11日的日東北地震，以及隨之所引發的海嘯，及福島核能災變，堪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複合災變。這樣因為天然災變所引發的連鎖災難，特別是核能災變，再次提醒人類大自然的力量以及人類知識與能力之侷限。而在災變後，眾人審思造成日本東北震災如此嚴重的主要災難，除了海嘯難以抵擋的瞬間威力外，福島核電廠災變被視為是造成日本政府在東北地震與海嘯災變後，無法立即進入災區、協助災民、搶救災難現場的關鍵因素。因此，沉寂許久的反核運動，又再次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運動，並且也讓世界許多國家嚴肅的討論核電發展的去留問題。然而，核能事業與核電專業者，在面對這場新世紀的核能浩劫，並未缺席、也未改變他們的立場，反而運用更多的資源，一方面低估災變的損傷與成因；另一方面也再次援引「氣候暖化」作為他們論述持續發展核電的基礎。於是，這場自上個世紀延續下來的環境運動的爭戰，並未因為福島核災的爆發，而呈現逆轉，反而再次呈現核電議題的複雜性與爭議性。

　　核能的發現與應用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活動。然而，核能科技所對生態環境與人體所造成的傷害，也是二十世紀後半最重要的環境議題。在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落下後，許多當時參與的科學家紛紛對齊所造成的結果感到震撼。因而，為了持續核能科技的研究，如何和平使用核能科技技術於人類社會，便成為許多核能科學家關切的議題。核能發電，便是核能和平用途的最佳典範，也因此造就了龐大的核電產業。但是，在不到一個甲子的產業生命中，核電產業已經面對了三次重大的核能事故。面對如此高風險的產業，作者好奇的是，反核運動雖然自1970年代之後，於世界各地風起雲湧，而且核電廠的不斷的產生許許多多的意外，特別是三次重大的災變，對人類與生態環境都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然而，反核的論述卻並未徹底「擊垮」核電產業。相對的，我們卻看到，核電產業在歷經二十世紀80年代車諾比事件後，消聲匿跡了一段時間後，卻在90年代中後期，藉由「溫室效應」、「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又再次活躍在能源產業的舞台上，並且在全球的氣候變遷會議上，以「乾淨能源」的論述，再次成為政客們爭相選擇的能源。換言之，反核運動的基本論述是核電所造成的環境危機。然而，核電產業卻也藉由「環境危機」的論述，再次活躍在能源產業。

　　作者嘗試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科學主義」（Scientism）以及恐懼論述的建構等的角度，來檢視核電產業的論述。因為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是一種任務取向的成為（task-oriented behaviours），而這一任務取向的行為對社會結構有自我階級認同建構與利益區隔的功能；包括：高層次的專門技術，監督每項工作管理的自主性和裁量權，對任務的承諾和自由，認同同儕以及一套倫理和維持標準的方法。因此高層次的專業主義往往有其專業組織，並通過專業組織與網絡，使得專業者能相互支持和提昇其專業標準，並可藉由確保其同儕的標準，以保障他們集體的聲望（Southon and Braithwaite，2000）。更重要的是，透過專業主義的建立，使得某煮科學社群得以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中，取得有利且獨佔的經濟地位，進而創造其龐大的資本利益。

　　而科學主義，在韋式大辭典（Merriam-Webster）的定義中，科學主義意指一種對自然科學方法的過份信任，認為可以有效的將自然科學方法應用至所有學術領域研究 。這樣一種過渡的信任，其實已將科學由一個對於自然與社會事務的研究與思考邏輯想像與方法，轉而成為一種宗教信仰。在Rustum Roy一篇論文中，他提到科學主義與科學的差別，就在於科學主義認為：所有的真理（truth）與事實（reality）均可由通過科學來描述與學習得知，並且「只能」通過科學。而科學本身並不這樣命題。（Roy, 2005:836）換言之，作者假設核電產業通過其「專業主義」的運作，將社會大眾與核電相關資訊隔離，藉以建立起其專業的集體聲望，又通過社會對於所謂「核能物理學」的「科學崇拜」，將社會對其產業的質疑，化約為對科學的不信任。進一步通過其科學專業組織與網絡，利用新的環境危機，再次創造新的科學論述，來支撐其產業的復興。相對的，反核論述卻因為核電產業的科學主義、專業主義包裝，導致資訊的不完整，因而無法與其在社會論述上相抗衡。因此，本文將透過針對歷年核電爭議的相關文獻，並對照近日發生的日本福島核能危機中，相關核電產業的論述，來討論核電產業的論述轉變，以及環境危機對核電產業的衝擊與轉機。

二、專業集團的形成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建構

　　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形成，在專業的管理學的討論中，多半集中在如何通過專業的建立，來改革、改善組織體系的無效率或低效率。因此許多討論專業主義的論述，喜歡援引大前研一的看法，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專家階層的出現是必然的。因為他們擁有更專業的知識與能力，隨著社會的更高度的自由化，這些專業階層將會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領導者。(大前研一 2009)在大前研一對專業階層的討論中，他提出為能控制感情，以理性行動；擁有比以往更高超的專業知識、技能和道德觀念；秉持顧客第一的信念；好奇心和向上心永不匱乏，加上嚴格的紀律，這樣的人才可稱為專業。而專業人才必須具備四種能力：預測力、構想力、議論力、適應矛盾的能力。擁有這四種專業能力，即使面對環境的變化，也能發揮同樣的實力，是充滿變動與未知的世紀中，唯一能依恃的生存能力。有趣的是，大前研一恰巧就是核能博士，也在日立製作所原子力開發部擔任過工程師。因此，大前研一對於專業的定義，以及對專業階層的期待，正好與核能專業集團所強調的專業與科學的結合，相當符合。

　　Abbott在其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一書中，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社會需要一群專業團體來控制如何取得與運用不同的知識呢？」(Abbott 1988)他更進一步指出，當前許多對於專業團體的研究，多半集中在他們如何組織起來（亦即當成組織社會學或是商業管理等相關研究課題）來討論，卻缺乏這些人組織起來之後，到底做了什麼？也就是，專業者所擁有的專業，到底誰對誰做了什麼事以及他們如何操作的（who was doing what to whom and how）。在Larson的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Larson 1979)一書中，則直接挑明了現代專業建立的目的。他指出，古典的專業者或專業團體的存在，是為了控制市場，以及享受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權位階。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深化，現代的專業者與專業團體，他們渴望或運作的邏輯，不再滿足於社會特權位階的享有，也無法有效的全盤控制市場，而是他們試圖去轉化（translate）一種稀少資源成為另一種稀罕資源：技術、知識。而這些稀罕的技術與知識，才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這群專業者最大的經濟獎賞與社會認可。（ibid:136） 因此，對Abbotty來說，專業系統的建立，其實是某些知識或技術學門，為了可以有效的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建立起壟斷性，從而強化其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專業的建立，其實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特質：壟斷性的建立，息息相關。因為透過專業知識的架構，以及專業團體的建立，社會就進入更多元的分工狀態，而資本主義發展也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可能性。隨著科技技術與產業不斷的研發創新，新的分工與專業技能便不斷的有所需求。但是，為了確保在分工過程中，專業者與專業階級地位的維持，以及經濟利益的保障，於是，組織化與團體化的行為，便專業者之間開始浮現。因此，我們必須清楚的點出，專業者的浮現，以及專業團體的建立，其實並不單單只是如同大前研一所謂的，以理性的行為與專業的技能，來協助消費者進行更好的經濟行為。也很少可以看到專業真的大幅改善了企業體的無效率。因為科層化本來就是當在資本主義分工過程中，必然的理性結果。專業的出現，只是科層化的更進一步的深化發展而已。反而因為專業化，藉由對知識技能的壟斷，創造了更多的壟斷性經濟利益，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困境。

　　回顧核電產業的發展，也是類似這樣的專業知識建立與專業者組織的過程。以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系（後來先改為「核子工程與工程物理系」，現為「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為例。它創設於1956年。當時為「原子科學研究所」。1964年，核工系設立並招生，1968年，更開設「台電核能發電人員訓練班」，針對台灣即將興建的「第一核能發電廠」訓練並儲備相關人才。1970年，台電奉准建設第一核能發電廠，並在1973年，因為第一次石油危機，而將核電廠的建設納入「十大建設」之中。從此之後，台灣開始出現了核電的專業者與專業工作環境。

　　從清大核工系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於核能發電與核能研究的關注。清大核工系於1964年開始招生時，是當時清華在台復校後，惟二的兩個科系，足見政府對於核能研究的重視。這背後，當然潛藏著當時國民政府與統治者蔣介石對於核能武器的幻想。嗣後，台灣在美國政府的許可下，興建了第一座核能發電廠，這對台灣的原子能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但是，從台灣當時產業結構，以及後來的電力需求狀況來說，核一廠的規劃與設計，其實充其量都只是一個實驗性質的小型原子爐。兩個機組的造價與其發電量，相較於火力發電的造價與發電量，都可清楚的看出核一廠的不經濟性。但是，一方面台灣政府渴望透過核一廠的興建與運轉，合法的從國際上獲得鈾原料；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則透過輸出核電事業，創造其經濟利益。之後，美國因為三哩島事件，因而導致核電產業在美國發展受挫。於是，對第三世界的核電輸出，更是成為美國主要的核能產業策略。於是，我們看到清華核工系在1981年增加大學部一班，並增設博士班。對他們來說，核能產業在台灣才剛剛「起飛」而已。在國民政府的規劃下，核二廠與核三廠分別於1974與1978年開始興建，並於1981到1985年之間，四個機組紛紛開始運轉。於是，台灣成為世界少數核電廠密度如此高的國家。因為台灣電力公司為國營事業體系，不但待遇好，且有國家為後盾，成為核工系學生出路的首選。也因此在台電形成了龐大的核電集團。

　　此外，因為核能作為一種新興的科學，在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參雜了傳統儒家對士大夫的尊崇，以及五四運動之後，對於科學的「崇拜」，認為唯有掌握「科學」，才能夠「救國」。這些社會與文化的因子，導致台灣社會對於科學的態度，採取一種科學主義的崇拜氛圍。對於許多科學知識，並不求真正的理解，而只信任是否有數據的出現。於是，一種對於數據、對於科學家言論的盲目崇拜，便浮現在台灣社會。而德國最具爭議的憲政學者Carl Schmitt曾極其銳利的指出：「將對手定為政治的，而將自己定為非政治的——即科學的、公正的、客觀的、無黨派性的等等，這種做法，事實上是典型而有效的從事政治的方式。」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正是工業革命所造成的技術與科學的變遷，讓人類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重大的變化，而後進資本國的官僚們，在通過進入西方學術體制的學習之後，以一種被殖民者的崇敬心態，去觀察、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在追求迅速追趕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以及積極強化後進資本國統治者的正當性的壓力下，信仰科學主義，推崇科技崇拜就成為這些後進資本國官僚的治理典範。因為唯有高度倡導科技技術的發展，一切以科學主義為經建發展的依據，才有可能說服國家群眾將龐大的公共資金，投注於工業建設當中。也就是說，在當代工業資本主義，以及晚近資訊科技資本主義的發展壓力下，後進資本國的官僚們，為了穩固自身的社經政治利益，以及民族國家政府的正當性，積極援引科學主義與科技崇拜，作為他們再執行「國家治理」這門科學學門的典範。希望透過這種典範的確立，正當化技術官僚對於國家治理的合理性，亦即該「科學學門」成為常態科學的可能性。而核能政策與核電產業的發展，就在國家技術官僚將其視為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關鍵項目之一後，脫離了科學的理性探討，而成為某中科學主義教條下的專業。

　　我們如果回到專業團體形成的系統理論來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核電集團的形成，恰好建立在兩個歷史的巧合因子。首先，清華大學作為中美庚子賠款所設立的大學，在1960年代，擁有相對較豐富的資源與資本，因此使得清華可以設立全台獨一無二的原子能研究科系。而這種學術資源的壟斷，讓台灣的核能產業與學術研究群幾乎都來自同一團體，於是在「近親繁殖」（Inbreeding）下，台灣的核電產業與核能研究、乃至於核能監督機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成為一個幾乎沒有異議的學術與產業專業社群。而台灣電力公司的三座核電廠以及一座正在興建中的核電廠，更創造了這個專業集團充足的經濟基礎。檢視台灣相關核能的兩個專業組織：「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與「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其成員與理監事會的組成，幾乎有著師生或長官、部屬等關係，更讓核電與核能研究在台灣成為一個封閉的科學社群。而因為這個社群的封閉性，以及對於國家資本、資源的全面性的掌控，導致核電廠的興建成為一個封閉的決策體系。舉例來說，一個核電廠的興建，從規模的大小、發電的機組設計、廠址的選定、到發電廠、圍阻體的興建等，在台灣幾乎都是由台電一手包辦決定。然而，除了發電的機組涉及真正核能專業，他人比較難以置喙，包括發電的規模，這應該是由電力專業與經濟學者、產業人士等，針對台灣未來產業發展與科技技術發展狀態，來進行規劃設計，而廠址的選定，更應該由地質與地理專業，針對台灣的特殊的地理、ˋ地質型態，來選定合理的位置。至於電廠的設計興建與圍阻體的規劃，更應該交由建築與土木結構專業者來規劃。所以，當311福島核災爆發後，原委會高層面對社會大眾對核安的質疑，居然還以「穩坐蓮花座」來迴避社會的質疑，就可以看出這群專業者的傲慢與對核電產業與知識、技術體系的壟斷。而在2000年核四再評估會議，原委會、台電與清大核工系的教授們，更是形成一個共生集團，在會議議題的規劃、資料、資訊的公開等，是站在同一立場來思考議題的。因此，他們一度拒絕有關核四廠址所浮現的平埔族文化遺址問題列入討論。以核四再評估會議的議題來看：國內外源(包括核電)發展情勢、核電安全、風險及緊急應變計劃、核廢料處理、核電廠除役、環境、生態、古蹟、核電內在成本、核四替代方案、產業、能源、環保政策、各種發電的社會總成本分析、核四存廢損益分析。這些議題涵蓋的範圍與內容其實以非單一專業可以單獨決斷，但是，在歷經了核四風暴後，台灣社會對於核電的相關資訊與知識，依舊仰賴台電的單方面資訊的釋出。因此，當核四再評估會議結束後，當時主政的民主進步黨中央釋出將會「尊重專業」的聲明時，還一度引發與論的討論，認為民主進步黨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是否「屈服」於台電的「專業霸權」下。

　　因此，面對台灣的核電議題，台灣社會在核電專業長期由擁有壟斷性資源的清大核工-台電-原委會的三位一體的專業霸權主導下，台灣的核電爭議便長期被導向「專業」vs 「非專業」的簡單對立邏輯中，而在台灣社會長期的科學主義的崇拜下，導致反核運動陷入困境。

三、環境災難下的恐懼氣氛與反動的修辭的出現

　　進入新世紀後，全球氣候劇烈變遷，以及「溫室效應」、各種因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天災，成為人類社會最主要的威脅之一。因此，如何有效解決因為氣候劇烈變遷所帶來的威脅，便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民族國家執政者主要的課題。而如何有效降低碳排放量，便成為全球社會基本的共識。而諷刺的是，因為1986年車諾堡事件而從此陷入產業低潮的核能產業，卻也在這一波的環境災難下，重獲生機。

　　奈及利亞作家，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Wole Soyinka 在2004年應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邀請，在著名的李思講座（Reith Lecture）進行演說，標題為：「恐懼的氣氛」（The Climate of Fear）他主要的對話內容，就是針對當時因911後，所造成的全球反恐氛圍，進行相關的剖析，並進一步質疑這樣的恐懼氛圍的建立，到底對當前人類社會產生了怎樣的挑戰與威脅。(Soyinka 2007)在其第三講的演說中，Soyinka告訴我們，

「恐懼的散播者不是設法使世人凝聚，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磨中的美妙之觸在於他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之後心滿意足。」（Ibid:107）

　　在Soynika的演說中，不斷的以他個人生命的許多經驗，來告訴我們，各種「修辭」、「獨白的咒語」，都在在使人在面對威脅與危機時，可以找到一個安心的「出路」，同時也強化了「敵我的意識」，再次的確認了彼此之間的關係。他引用美國在麥卡錫時代的「反共」獵巫言論與行動，清楚的點出這些「修辭型的歇斯底里」是如何的壓迫著人類的正常思維，卻也因此創造出一個「安全」的感受，讓接受者可以將所面臨的挑戰「簡化」並且「安置」。

　　而對於這類「反動」的修辭學有相當研究的普林斯敦大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亦是著名經濟學家赫緒曼教授（Albert O. Hirschman），在其著名的著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書中，就明確指出這些反動論述的模式，以及他們是如何的阻撓社會與國家的進步與民主的鞏固。首先便是所謂的悖謬論（pervesity thesis），也就是認為改革會產生許多反效果，使得原本的美好意圖，反而造成可怕的結局。這樣的論證方式，其實還是在凸顯某些社會菁英的自吹自擂心態，彰顯所謂「眾人皆醉、為我獨醒」的優越心態。民主的社會，其實不應該出現這樣傲慢的優勢情結，而是應該積極的介入，深入分析這些改革政策的歷史成因以及形成困境的主因，並且提出其解決問題的見解與大眾一起討論，而絕非簡化改革困境，或者是當前所面臨的危機，而追求簡易的或是既存的解決方案。第二種反動論述，則是所謂的「無效論」（futility thesis）。這種論述認為，任何社會改革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社會的結構是難以撼動的，所有的改革只是幻影。特別是面對環境危機的衝擊與經濟發展的挑戰，彼此產生更大的衝突時，反對改革者，更是以新科技的不穩定性，作為改革無效的立論基礎，卻無視人類科學文明的進步，正是因為勇於面對各種風險，以及理性的去抉擇風險，而不是因為風險存在，而認定改革無效。最後一種反動論述，稱之為「危害論」（jeopardy thesis）。此種論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改革非但沒有創造更多好的成果與資源，反而危害了之前已經取得的許多珍貴資產。也就是說，當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固定，任何的轉變「必然」會「危及」當前的經濟發展成果。因此，為了不要失去以有了經濟利益，因此改革是必要的。

　　從上述的兩位學者對於恐懼與修辭的分析，其實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真正讓人類社會產生恐懼的，其實是恐懼自身。而大眾媒體的興起，以及這些媒體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被少數團體所控制，更是恐懼氛圍興起的主因。而在台灣，核電的爭議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種恐嚇的恐懼氛圍中，使得社會無法對核電的存廢進行一場理性的討論。

　　從台電要興建核四廠開始，開始面對社會中部分科學學者的挑戰與反對。在1980年代，許多新世代學者紛紛從歐美留學歸國，並在大學任教。他們帶進台灣當時在歐美的環境運動理念，並且針對核電的發展，提出重大的質疑。這些質疑，從科學的安全性與風險性的爭議，到法律層次的決策與土地開發徵收的合法性，到社會、經濟層次有關在地生活方式的被迫轉變等，都在在挑戰了台電與政府興建核四的正當性。於是，台電與清華等核電極團，一方面利用「限電」措施，創造出台灣可能缺電的「危機」與「恐懼」。而部分學者與媒體，更配合著台電的這一恐懼氛圍的創造，開始提出種種悖謬論，認為反對台電興建核電廠的這些學者，是「阻撓國家經濟發展」的元兇。企圖以「停止核四興建」必將帶來「嚴重惡果」的這樣的論述，來扭轉反核的聲浪。而部分科學學者，更利用例如牛頓雜誌，對高中生進行校園巡迴演講，企圖藉由「牛頓雜誌」的科學權威，以及高中生對於科學知識的不足、對科學主義的崇拜，來對高中生進行洗腦的工作。

　　然而，核能災變的風險，還是讓許多人選擇拒絕核四的興建。在2000年民主進步黨總統大選獲勝後，一份內部針對核四是否應該續建的民調顯示，當人民在完全沒有提示下，高達六成五以上的人，還是支持核四興建。但是，如果進一步提示，不興建核四也不會缺電，則支持度立刻下降到五成以下。可以清楚顯示，台電利用限電所造成的「危機的恐懼感」，事實上對台灣社會在討論核電議題時，是有著重大的影響。

　　之後，隨著全球暖化的議題的發酵，以及氣候劇烈變遷，全球核電產業瞬間找到了一個「再生」的機會。打著「乾淨能源」的意象，核能產業又再度在全球市場開展。特別是在許多新興的工業國，例如：中國、印度等原本就是核子大國的開發中國家，在90年代後，產業迅速的發展，造成對電力需求的壓力，然而礙於京都議定書可能落實的規範，於是，核電產業在1990年代末期又再度興起。我們來看清大核工系的網頁簡介說明，就可以看到核電產業是如何有效的操弄溫室效應的恐懼：

「近來由於全球面臨:(1) 石化燃料價格飆漲，來源不易掌控；(2) 京都議定書生效，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受到嚴格管制；(3) 核子工程與科學經歷近三十年的低潮，投入此專業的後繼者少，現在發生極嚴重的核子工程與科學人才短缺及斷層問題。將來世界能源問題，由傳統能源過渡到再生能源或新能源，其中的交棒點預估還有數十年到百年，此一能源過渡的深塹，一定要靠核電來擔綱跨越，現在國際上工業先進國家都在能源短缺中考慮大增核電比率，以保障自己能安全通過能源過渡期。」

　　事實上，上述的論述，也清楚的展現出，核電集團的另一個反動論述，以及所謂的「無效論」。在溫室效應議題成為全球重要議題後，許多科學家便致力於再生能源的開發。從太陽能、風力到地熱、潮汐等等，諸多科學家投入研究，希望可以找到合理又乾淨的能源。此外，如何有效節能的措施，也紛紛被研究發展中。但是，上述清華大學核工系的論述，卻把這些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一概貶抑為「發展不成熟」，因此還需要核電的發展，來「保障」台灣「安全」通過「能源過渡期」。這樣的論述，其實不但是以一己的科學學門利益來貶抑科學的多元發展，更是再度使用威脅論，來脅迫台灣人民，同時欺瞞知識體系尚未成熟的高中生。

　　透過操弄環境風險，以及台灣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強烈需求，台灣的核電集團，先是利用限電措施，讓台灣人民恐懼夏日用電不足，不但造成生活之不便，更可能危及產業發展，因此對於核電即令有所恐懼，卻也不的不屈就於現實。而在數次核災後，更是借用環境風險，來建構其產業的新修辭。這樣的科學與專業的發展，其實對於專業所應有的倫理，是有衝突的。

四、專業的倫理與專業集團利益的衝突

Fred L. Block在其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Block 1990)一書中，這樣提到專業的社會意義：

「…專業除了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在特定勞動市場創造壟斷性的企圖外，它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特質。專業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降低市場機會主義的社會工具，特別是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 專業主義是一種鑲嵌（embedding）個人行動『進入社會』的工具，透過讓個人社會化進入專業的倫理規範（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之中。」（Ibid:63）

　　事實上，專業的背後，一直都有倫理的規範與發展。一個專業者，就如同Block 所言，是鑲嵌在社會之中，因此，他/她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去操作專業。現代化社會最大的特色即是專業的分工。但是，這樣的分工以及新科技的湧現，卻使得我們的生活完全為技術事務所掌控。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即告誡世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邁向一個高度科學經營與分工的社會。這樣一個高度科學理性的社會，透過專業的分工再生產，將人類的思考與想像模式逐步統一化、單面向化，從而失去對治理者控制反抗的能力。(Marcuse 1991)以核電為例，一個研究核能發電的專業者，當然告訴我們核能發電的優點。但要如何判斷核電潛在的危機，以及這樣的危機對人類生活的可能影響，並不在其專業的判斷之中。因為對人類生活危機的評估，基本上不是一個量化的議題，而核電專家所能提供，卻只有數字。在量化的分析下，眾人都只是一個龐大母體下同質性的匿名單位。當核電專家告訴我們，外洩的輻射劑量對人體沒有「傷害」，他們所依據的也僅只是抽樣樣本統計下的數值，卻忽視了每個人的生理結構、生活模式等的差異性，更忽視了，一旦沾染上輻射後，社會對其可能產生的種種歧視。

　　換言之，當我們在討論專業的倫理時，其實我們在問的問題是：專業作為一種社會分工的結果，他們對社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對於基本社會公平性的維持，又會造成怎樣的挑戰？換言之，我們強調專業倫理的建構，乃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過度分工後，必須透過社會化的機制，將這些分工再次的與社會鑲嵌結合，避免分工後所造成的資訊的壟斷獲不對稱，進一步對社會的公平性產生影響。因此，專業倫理的建構，正是社會希望專業團體社會化專業者的一個重要的機制。

　　然而，從台電與台灣核電集團的運作過程，我們卻可以清楚看到，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下，以及專業官僚集團與單一學術社群的共生發展下，導致台灣的核電專業的建立缺乏多元性的挑戰，進一步致使專業的倫理無法有效的建立。因為專業者與專業團體在擁有壟斷性的資本結構後，事實上是獨立非鑲嵌在社會結構上的。也因此，Block所期待的專業的社會性與倫理的建立，就無法在台灣的核電集團中看到。深究其因，還是因為台灣核電集團形成的那個歷史因素。

　　在結合國家威權與資本利益下，台灣的核電集團成功的透過科學主義的崇拜、學術社群的權威、環境危機與經濟危機的恐懼操弄，以及台灣核電集團形成的特殊歷史因素，導致他們成為一個封閉性的社群，從而喪失了專業倫理建構的可能性。

五、結語

　　核能是一個高度專業的產業，也是一個跨入門檻相當高的科技技術。因此，面對核電的爭議時，如果專業自身缺乏與社會合理的互動，以及資訊公開、透明化的基本思維，社會事實上是很難與一的獨立的專業科學社群互動的。特別是當這個科學社群，在台灣的歷史與國家社會脈絡下，擁有獨立的社會網絡關係與資本資源，更讓核電的爭議無法有效的獲得完整的討論。

　　通過對台灣的核電產業的結構初步探索，我們看到核電產業者如何巧妙的應用人民對於專業分工與科學主義的推崇，進而快速的形成一個封閉的科學與利益社群，透過恐懼的形塑，來鞏固自我的利益。也因此，使得原本戰在環境運動隊立面的核電產業，在新的全球環境危機下，找到新生的利基：「清潔能源」。但是，這種單一面相的環境科技論述，除了再次彰顯台灣核電集團的霸權與封閉外，對於解決台灣核電與環境的衝突，並無助益。

　　核能議題所暴露的，是科技霸權的獨裁心態，以及專業者專業倫理的缺乏。專業的訓練，不僅要為國家社會的科技經濟追求發展，更重要的是要為社會利益與人文價值做最後的固守。科學的倫理要求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及將知識普及化的現代化使命。以專業的術語對社會大眾進行傲慢的「溝通」，只會加深大家對其的不信任，並棄置了當代科學最重要的工作：知識的普及。民主的公民社會必須資訊公開透明，讓大眾公平的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專業倫理要求擁有專業知識者必須依據社會利益與專業訓練，針對重大社會議題與社會大眾溝通討論。如果台灣的核電專業者依舊以「專業」自恃，而對科學事實進行扭曲與忽視，則反對科技獨裁的統治，將會是台灣社會要求進一步民主化的必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