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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國際交流活動回顧【活動回顧】2023 國際訪問學者交流講座──後常態政治與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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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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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2023 國際訪問學者交流講座──後常態政治與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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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文／黃凱文中心助理、蕭彗岑中心計畫專員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台大風險中心）於2023年7月26日舉辦「後常態政治與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演講，主講者為Andreas Klinke教授，本場演講同時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楊智元助理教授與談。

　　Klinke教授指出，我們正在經歷劇烈的變化，就如同由Ulrich Beck所提出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在這樣的變化中，新舊不確定性（uncertainty）、各種風險（risk）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他接著提到由社會學家John Urry提出的「全球社會物質系統（global socio-material system）」，並用此概念來描述議題與未獲滿足的需求之間，無可避免的自然和社會交互關係（natural-social interrelations），例如在氣候、能源、生物多樣性、全球經濟和政治議題中會產生的現象。

　　Klinke教授接著分享，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專家已經認知到，傳統的民主治理面臨著分裂、缺乏協調、低效和無效等挑戰。正如在應對Covid-19疫情、氣候變化和脫碳政策中所見，這些問題同時存在於國內和全球治理中。Klinke教授提出了「後常態政治和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以改進傳統的風險相關決策、政治和監管方法。這個概念主張，在治理中納入審議民主，以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

　　上述概念同時也是Klinke教授與Ortwin Renn教授的合作成果。基於這些見解，Klinke教授提倡了後常態風險政治和治理的架構，在此架構中，有四個主要權威機制，各有特定的任務和職責。

　　第一：調解權威（mediation authority），從公共活動和公共領域的論述中建立，對於應對複雜挑戰，並為治理機關提供民主基礎以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在民主社會中，公共領域促進溝通和意見交換，形成公共意志。然而，在不自由的背景下（illiberal contexts），或在全球尺度中，可能無法達到調解權威的高標準。

　　第二：知識的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是針對不確定性、風險，獲取可靠（trustworthiness）的知識的權威。在引導政治決策、公共意見方面，知識的權威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提供可信的訊息。在後常態政治和治理中，知識的權威的公信力（credibility）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當我們身處於這個後事實（post-factuality）和後真相（post-truth）年代。

　　第三：關聯性的權威（associational authority）。關聯性的權威涉及面對不確定性和風險現象時，各個團體和利害相關人之間的討論。其目的是在考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情況下，建立人類存在和社會組織的理想本體論，以促進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正確、良好和可持續的事物。在引導道德和塑造有益於社會的行動方面，關聯性的權威至關重要。

　　第四：目的論權威（teleological authority），目的論權威是公共領域的焦點，是透過人們一起討論和制定政策，協助人們參與風險相關的決策過程。它能賦權予普通公民，使其積極參與塑造自身所處的社會。藉由提供擁有理性思考和辯證未來目標與手段的民主空間（democratic space），目的論權威確保公眾審議可以輸出有意義的政策結果。通過這個參與過程，公民獲得足夠的知識和理解，以應對不確定性並預見未來結果，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民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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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inke教授認為，後常態政治、治理不確定性和風險，對民主進步很重要。後常態政治可以增強自由社會內的代議民主，並促進國際關係中的民主化和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zation）。他認為透過整合審議民主，我們將有潛力改進傳統的國內風險監管（domestic risk regulation）。他提出兩個例子來證明後常態政治的必要性：後常態政治可以克服某些代議制度中的問題，以及在某些國家中後常態政治已經有非正式實際運作（informal realization）。然而，他也認為在全球尺度，需要進一步使後常態政治制度化。面臨挑戰，他仍然樂觀地認為後常態政治可以應對全球問題。

　　台大風險中心周桂田主任回應Klinke教授的演講，認為後常態主義與當前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密切相關。自1990年以來，核能、流行病等眾多辯論增加了全球人類發展（全球主義）的不確定性。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尋求專家協助以應對風險溝通以及應對氣候變遷，但成功的案例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審議民主概念應運而生。周主任提到了台灣可貢獻全球的潛力，並提出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TS Association）的踴躍活動作為佐證。台灣也隨後在2000年左右開始擁抱審議民主，逐漸轉變其政策制定。最後，周主任總結了Klinke教授的四種權威概念，將其與Sheila Jasanoff和Helga Nowotny創建的「市民認知論（civic epistemology）」和「使社會穩健發展的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比較，並解釋了台灣人民對世界能做出的貢獻。

　　在何明修教授的與談中，何教授認為Klinke教授提出的框架能作為處理當前問題的藍圖。他指出，Klinke教授的模式更類似理想的規範性（normative）而不是針對現況的描述。何教授也對「權威（authority）」和「目的論（teleology）」這兩個詞提出了疑問，他認為「權威」一詞的運用令人困惑，因為在Klinke教授使用的語境裡，所應該使用的詞彙，應當是代表溝通的範疇，而不是表示政府的一個面向。他也對「目的論」詞彙的運用提出了質疑，他認為Klinke教授所要討論的，應該是廣泛指政策如何被執行。何教授還對科學懷疑論和世界公民主義的想法表示擔憂，特別是在最近的流行疫情之後。他觀察到在大眾認知裡，存在著對科學的抵制，並傾向於黨派之爭（partisanship），這對自由民主構成了挑戰。

　　Klinke教授回應了何明修教授有關「權威」的問題，他承認其複雜性，但同時強調在民主制度中「權威」是必要的。Klinke教授強調，儘管可能會遇到抵制，但創造這種新型權威（new authority）與重建已然衰退的信任度都有其重要性。他主張將後常態方法制度化，這對於重建信任並在選舉之外吸引公民參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還強調，在民主國家中，科學是不可或缺的，它使後常態方法在不同國家中成為抵制趨勢的強大力量。

　　第二位與談者是政治大學楊智元助理教授。在2011年日本福島事故後，台灣政府承諾減少核能，楊智元助理教授分享他對於這些承諾的研究，作為對Klinke教授演講的回應。他提到2012年，台灣政府啟動了兩個計畫：「陽光屋頂百萬座」和「千架海陸風機計畫」，促使可再生能源增長──從2016年5月的總電力發電量的2.3%增加到2023年4月的8.95%（不包括抽水水電），台灣政府還訂下了2025年之前再生能源達到20%的目標。這些大型計畫引發了對海洋物種（尤其是露脊海豚和台灣白海豚）影響的辯論。在這個背景下，他提出了三個關於解決棘手環境問題的提問：（1）在缺乏先前網絡的情況下，誰應該啟動專家網絡的構建；（2）關聯性的審議（associational deliberation）中使用環境影響評估（EIA）是否適當；（3）如何在決策過程中代言（represent）多樣且內部分歧的公眾利益。這些問題突顯了管理棘手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在環境決策中需要包容且有效的方法。

　　針對離岸風力和風險的複雜性問題，Klinke教授強調問題來源和風險在本質上的不同，建議為二者量身定制方法。他指出台灣的不一致性，有知識的審議與權威（epistemic deliberations and authority），但卻缺乏公眾參與。以德國和加拿大的公共諮詢為例，Klinke教授同意關聯性的審議（associational deliberation）轉變為目的論審議的侷限性，並再次強調後常態方法需要被制度化。

　　在問答環節，觀眾提出了利害相關人、如何激勵公民以及德國的政策制定和能源依賴等問題。對此，Klinke教授強調私部門在後常態政治和治理中的作用，並分享了促進利害相關人討論的經驗。他指出，起初，利害相關人可能會抵制資訊公開，且討論可能會演變為爭論。因為認知到在嚴謹性和包容性兩者之間平衡的困難，Klinke教授相信，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沒有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全能方法。但對於公民參與，他強調我們應該從教育早期開始培養積極的公民意識。

　　針對德國2018年後的民主政策制定，以及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的問題，Klinke教授強調對德國教育體系品質下降以及依賴進口資源的關切。他同時表達了對於相關的環境與社會後果的憂慮──特別是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儘管德國正在探索與沙特阿拉伯等國的新夥伴關係，Klinke教授認為，管理資源依賴性時，仍應謹慎且務實。周主任最後總結，再度提及以公民審議來因應不確定性、風險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