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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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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2023 國際訪問學者交流講座──後常態政治與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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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文/黃凱文 中心助理、蕭彗岑 中心計畫專員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台大風險中心)於2023年7月26日舉辦「後常態政治與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演講,主講者為Andreas Klinke教授,本場演講同時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楊智元助理教授與談。

  Klinke教授指出,我們正在經歷劇烈的變化,就如同由Ulrich Beck所提出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在這樣的變化中,新舊不確定性(uncertainty)、各種風險(risk)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他接著提到由社會學家John Urry提出的「全球社會物質系統(global socio-material system)」,並用此概念來描述議題與未獲滿足的需求之間,無可避免的自然和社會交互關係(natural-social interrelations),例如在氣候、能源、生物多樣性、全球經濟和政治議題中會產生的現象。

  Klinke教授接著分享,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專家已經認知到,傳統的民主治理面臨著分裂、缺乏協調、低效和無效等挑戰。正如在應對Covid-19疫情、氣候變化和脫碳政策中所見,這些問題同時存在於國內和全球治理中。Klinke教授提出了「後常態政治和不確定性及風險治理(Post-norm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以改進傳統的風險相關決策、政治和監管方法。這個概念主張,在治理中納入審議民主,以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

 

 

  上述概念同時也是Klinke教授與Ortwin Renn教授的合作成果。基於這些見解,Klinke教授提倡了後常態風險政治和治理的架構,在此架構中,有四個主要權威機制,各有特定的任務和職責。

  第一:調解權威(mediation authority),從公共活動和公共領域的論述中建立,對於應對複雜挑戰,並為治理機關提供民主基礎以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在民主社會中,公共領域促進溝通和意見交換,形成公共意志。然而,在不自由的背景下(illiberal contexts),或在全球尺度中,可能無法達到調解權威的高標準。

 

  第二:知識的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是針對不確定性、風險,獲取可靠(trustworthiness)的知識的權威。在引導政治決策、公共意見方面,知識的權威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提供可信的訊息。在後常態政治和治理中,知識的權威的公信力(credibility)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當我們身處於這個後事實(post-factuality)和後真相(post-truth)年代。

  第三:關聯性的權威(associational authority)。關聯性的權威涉及面對不確定性和風險現象時,各個團體和利害相關人之間的討論。其目的是在考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情況下,建立人類存在和社會組織的理想本體論,以促進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正確、良好和可持續的事物。在引導道德和塑造有益於社會的行動方面,關聯性的權威至關重要。

  第四:目的論權威(teleological authority),目的論權威是公共領域的焦點,是透過人們一起討論和制定政策,協助人們參與風險相關的決策過程。它能賦權予普通公民,使其積極參與塑造自身所處的社會。藉由提供擁有理性思考和辯證未來目標與手段的民主空間(democratic space),目的論權威確保公眾審議可以輸出有意義的政策結果。通過這個參與過程,公民獲得足夠的知識和理解,以應對不確定性並預見未來結果,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民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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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inke教授認為,後常態政治、治理不確定性和風險,對民主進步很重要。後常態政治可以增強自由社會內的代議民主,並促進國際關係中的民主化和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zation)。他認為透過整合審議民主,我們將有潛力改進傳統的國內風險監管(domestic risk regulation)。他提出兩個例子來證明後常態政治的必要性:後常態政治可以克服某些代議制度中的問題,以及在某些國家中後常態政治已經有非正式實際運作(informal realization)。然而,他也認為在全球尺度,需要進一步使後常態政治制度化。面臨挑戰,他仍然樂觀地認為後常態政治可以應對全球問題。

  台大風險中心周桂田主任回應Klinke教授的演講,認為後常態主義與當前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密切相關。自1990年以來,核能、流行病等眾多辯論增加了全球人類發展(全球主義)的不確定性。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尋求專家協助以應對風險溝通以及應對氣候變遷,但成功的案例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審議民主概念應運而生。周主任提到了台灣可貢獻全球的潛力,並提出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TS Association)的踴躍活動作為佐證。台灣也隨後在2000年左右開始擁抱審議民主,逐漸轉變其政策制定。最後,周主任總結了Klinke教授的四種權威概念,將其與Sheila Jasanoff和Helga Nowotny創建的「市民認知論(civic epistemology)」和「使社會穩健發展的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比較,並解釋了台灣人民對世界能做出的貢獻。

 

 

  在何明修教授的與談中,何教授認為Klinke教授提出的框架能作為處理當前問題的藍圖。他指出,Klinke教授的模式更類似理想的規範性(normative)而不是針對現況的描述。何教授也對「權威(authority)」和「目的論(teleology)」這兩個詞提出了疑問,他認為「權威」一詞的運用令人困惑,因為在Klinke教授使用的語境裡,所應該使用的詞彙,應當是代表溝通的範疇,而不是表示政府的一個面向。他也對「目的論」詞彙的運用提出了質疑,他認為Klinke教授所要討論的,應該是廣泛指政策如何被執行。何教授還對科學懷疑論和世界公民主義的想法表示擔憂,特別是在最近的流行疫情之後。他觀察到在大眾認知裡,存在著對科學的抵制,並傾向於黨派之爭(partisanship),這對自由民主構成了挑戰。

  Klinke教授回應了何明修教授有關「權威」的問題,他承認其複雜性,但同時強調在民主制度中「權威」是必要的。Klinke教授強調,儘管可能會遇到抵制,但創造這種新型權威(new authority)與重建已然衰退的信任度都有其重要性。他主張將後常態方法制度化,這對於重建信任並在選舉之外吸引公民參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還強調,在民主國家中,科學是不可或缺的,它使後常態方法在不同國家中成為抵制趨勢的強大力量。

 

 

  第二位與談者是政治大學楊智元助理教授。在2011年日本福島事故後,台灣政府承諾減少核能,楊智元助理教授分享他對於這些承諾的研究,作為對Klinke教授演講的回應。他提到2012年,台灣政府啟動了兩個計畫:「陽光屋頂百萬座」和「千架海陸風機計畫」,促使可再生能源增長──從2016年5月的總電力發電量的2.3%增加到2023年4月的8.95%(不包括抽水水電),台灣政府還訂下了2025年之前再生能源達到20%的目標。這些大型計畫引發了對海洋物種(尤其是露脊海豚和台灣白海豚)影響的辯論。在這個背景下,他提出了三個關於解決棘手環境問題的提問:(1)在缺乏先前網絡的情況下,誰應該啟動專家網絡的構建;(2)關聯性的審議(associational deliberation)中使用環境影響評估(EIA)是否適當;(3)如何在決策過程中代言(represent)多樣且內部分歧的公眾利益。這些問題突顯了管理棘手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在環境決策中需要包容且有效的方法。

  針對離岸風力和風險的複雜性問題,Klinke教授強調問題來源和風險在本質上的不同,建議為二者量身定制方法。他指出台灣的不一致性,有知識的審議與權威(epistemic deliberations and authority),但卻缺乏公眾參與。以德國和加拿大的公共諮詢為例,Klinke教授同意關聯性的審議(associational deliberation)轉變為目的論審議的侷限性,並再次強調後常態方法需要被制度化。

 

 

  在問答環節,觀眾提出了利害相關人、如何激勵公民以及德國的政策制定和能源依賴等問題。對此,Klinke教授強調私部門在後常態政治和治理中的作用,並分享了促進利害相關人討論的經驗。他指出,起初,利害相關人可能會抵制資訊公開,且討論可能會演變為爭論。因為認知到在嚴謹性和包容性兩者之間平衡的困難,Klinke教授相信,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沒有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全能方法。但對於公民參與,他強調我們應該從教育早期開始培養積極的公民意識。

  針對德國2018年後的民主政策制定,以及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的問題,Klinke教授強調對德國教育體系品質下降以及依賴進口資源的關切。他同時表達了對於相關的環境與社會後果的憂慮──特別是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儘管德國正在探索與沙特阿拉伯等國的新夥伴關係,Klinke教授認為,管理資源依賴性時,仍應謹慎且務實。周主任最後總結,再度提及以公民審議來因應不確定性、風險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

Andreas Klinke & Ortwin Renn (2014).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a deliberative system of a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or post-normal risk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7(4): 442-465. DOI: 10.1080/13511610.2014.943160

Andreas Klinke & Ortwin Renn (2021). The Coming of Age of Risk Governance. Risk Analysis, 41(3): 544-557. DOI: 10.1111/risa.13383

Andreas Klinke (2021).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risk and risk governanc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4(1): 2-13. https://doi.org/10.1080/13669877.2020.175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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