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婉瑜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

　　時序方入立夏，台灣就打破大半年加零的安好，封城、居家防疫、遠距教學、產業衝擊…等議題，不再是為了與國際接軌的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切膚咫尺的日常。根據Google Mobility Change人流變化顯示，自5月11日宣布二級警戒以來，舉凡大眾運輸、零售商店與公園…等場所的人流都呈現驟減的趨勢，僅有住宅區增加了15%左右的人流。而這個五月天也創下了自1947年有統計以來五月的最高溫紀錄，高溫與居家防疫的雙重夾擊，似乎也推升了用電的需求，光是這個5月就拿下了五次台灣十大用電高峰日。

圖一 2021年台灣每日人流變化（統計時間為04/10~06/23日）

　　早在2020夏季，疫情與高溫就是國際上的發燒議題，不少城市發現疫情爆發的熱區與城市中的高溫風險區重疊，恰好都位於高密度、綠地缺稀、低收入戶、少數族裔…等環境品質較差且社會經濟相對弱勢的地區。以紐約來說，South Bronx的Hunt Point是以有色人種為主的居住地，因為是都市內糧食與垃圾的集散中心，長期以來就因往來雜沓受到空氣污染的威脅，過去也一直被列為高溫脆弱度最高的社區，而在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更成了紐約市內感染與死亡的重災區。細究背後的原因，與過去以空間規劃區隔種族，致使弱勢族群暴露於高風險的居住環境有關。雖然台灣沒有以土地使用來進行種族隔離的黑歷史，但是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還是因為市場機制、土地管制失衡等因素造成各種程度的社會經濟與環境不平等，這一點可以由城市中各地區的環境品質、公共設施與房價的差異反映出來，而這些也都與公園綠地的分佈息息相關。都市中綠色基盤的組成元素，包括自然、半自然與人工的水與綠空間，是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來源，它的分布對於城鄉的環境品質（如空氣淨化、微氣候調節、逕流管理、噪音隔絕、景觀美化…等）、社群福祉（如休閒運動、社區凝聚、社交互動、身心調節…等）、災害暴露度等影響甚鉅。因此，可以說城市的綠地政策傳遞著一個地方社群對於環境平等、空間正義的集體價值，也是城鄉環境韌性與社會韌性的具體展現。

水與綠的空間是環境韌性的任督二脈

　　城市中的綠地與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疾病傳染等公共衛生議題息息相關，自19世紀工業革命起就是城市規劃的重點。由於都市化的過程常改變原有的地形地貌，阻斷一地的自然通風、採光與微氣候等機制，再加上人口聚集，工廠、冷氣、汽車等排放廢氣與廢熱，常使得汙濁的空氣被高聳密集的建物阻攔難以排出，往往造成呼吸道疾病的發生與傳染性疾病的流行。近代以科學進行都市氣候規劃的鼻祖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緣際會地發現城市與周遭山坡林地之間存在著氣流交換的關係，因此自1938年起市議會便聘請氣候科學家參與都市規劃，分析土地使用對都市氣候造成的影響，從而制定一系列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綠地保全政策，確保山坡林地得以持續生成新鮮的冷空氣，並藉由谷地、河川、綠地…等一連串的開放空間進到市中心。在谷地與丘陵地區，斯圖加特以容積率和建蔽率作為管制手段來控制開發的高度與密度（圖二）；在建成地區則保護並創造大型且相互連結的綠網；以順應自然紋理的方式來重建城市的自然通風機制，改善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等問題，同時也降低建物對於能源的需求。

圖二 斯圖加特城鳥瞰，可以看到都市以容積率及建蔽率來調控丘陵地區的開發強度，並保留貫穿城市的綠色風廊（作者攝於2017年）

　　而我們的東亞鄰居 - 香港，也在2003年SARS疫情爆發後體悟到疫情的傳播與城市高密度發展以及屏風式組屋造成通風不良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由香港環境署主導「氣流通風評估系統的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 For Establishment of Air Ventilation Assessment (AVA) System）」，在此後十數年間展開一系列的研究與評估，陸陸續續在建物風透度、街道寬度、土地使用強度、都市型態、綠地網路等各個面向制定了通風設計與微氣候管理的規範，為今日香港在因應都市高溫與健康風險奠定了重要的磐石。從斯圖加特到香港，這兩個都市氣候規劃的先驅，雖然在緯度、氣候、地理、發展形態上截然不同，但都強調研究城市的立地條件，主張因應地形、水文、綠地等自然脈絡，進行全面性、系統性、長期的生態環境修復，而這也是當前IPCC AR6報告中主張整體土地使用規劃，結合綠色與灰色基盤（Grey-Green Integration）策略的原因之一。

圖三 2020/08/05台北盆地地區地表植被與都市化地區分布(左)與地表溫度分布(右)

　　的確，城市中的水與綠空間，是決定城市微氣候任督二脈，而谷地、河道更是城鎮呼吸的重要孔道。以台北盆地來說，雖然先前的研究已證實海陸風效應（Lin et al., 2018），盆地倚賴淡水河、基隆河兩條核心廊道進行通風調節。但在淡水河兩岸卻也是開發最早、建物密度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加以百年防洪堤防、高架道路環繞，風要如何進到市區，帶走污染與熱其實是一項難題。另外，我們對於盆地與周遭丘陵之間的氣流交換機制亦不甚清楚，許多位於盆地周邊的河谷廊道早已被開發、闢建為交通要道，建築物順著道路在谷地蔓延，如連接新北市與林口、桃園地區的五股坑、大窠坑、啞口坑、塔寮坑溪…等，這些開發是否阻斷了山谷風不得而知（圖三左）。而位於盆地隘口附近的河川平原，如南港、社子島、台北大學特定區…等均已經都被劃定為新都市發展區，如果沒有預先評估留設通風廊道，未來恐怕會成為城市呼吸道上的阻礙，加劇盆地內的熱島效應與空氣汙染。

　　雖然台北盆地內的公園綠地為數眾多，光是台北市就多達700多個，但受到土地開發壓力的影響，較大型的綠地往往位於河濱或是山坡地上，市區內的公園綠地有高達八成以上小於1公頃，再加上公共設施用地被賦予多目標使用的任務，公園綠地內往往人工設施眾多，綠覆率偏低，真正能夠肩負微氣候調節的空間其實十分零碎缺乏，且目前的綠地規劃尚未考量到地形、都市微氣候與通風等，對於我們因應極端氣候十分不利（圖四）。由歷年夏季地表溫度的分佈看來，近年來夏季日間的平均高溫多位於萬華、中和、永和一帶，具有高密度發展、綠地缺乏的土地使用特徵，恰好也與本次疫情的熱區相近（圖五）。在盛夏即將到來且疫情尚未完全平歇的此時，是否將有更多易感族群將暴露在疫情與熱浪的雙重夾擊下，這個現象值得決策者進一步思考。

相關連結：

疫情、高溫雙重夾擊! 綠地如何提升城市韌性?（下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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