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渝婷 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透過比利時根特氣候保護作為案例，來看城市中策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的角色，並評析其是否適合運用於我國地方能源轉型治理。SNM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與社會變化相關的技術變革，並推動新技術於社會環境中應用。其中，兩個重要的角色－中介者（intermediaries）與支援者（champions）將支持及連結不同行動者，促使社會創新與轉型（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中介者」是指作為為他人創造空間與機會的行動者，尤其是在傳播階段，包括調解、建立聯繫不同的人或事物，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平臺，不僅僅是知識調解人或網絡人員；而「支援者」積極推動創新倡議，目標是解決諸如「缺乏資源、行動者間缺少聯繫與協調，以及現任行動者的反對」等障礙，特別是在可能抵制創新的情況下。如下圖1所示，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的強大媒介，即是「支援中介者」（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較薄弱的媒介則是「非支援中介者」（non-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而非連結網絡，但影響力強的媒介，則是「非中介支援者」（non-intermediating champion）。
圖1 中介與支援
資料來源：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
一、根特故事脈絡
圖2 根特氣候保護歷程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根特早於1996年加入了氣候聯盟（Climate Alliance），其為一個歐洲城市的網絡，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自1998年起，根特開始定期制定環境與能源政策計畫。2007年經環境、城市發展及住宅部門的市議員策動 ，市議會表達了強烈的企圖心，目標於2050年達氣候中和；為此，至2030年需減少5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Loorbach et al., 2016: 95）。2008年根特建立了有關氣候及能源的政策計畫，市長Daniël Termont也於2009年簽署了「歐洲市長公約」，宣告將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過歐盟所設定2020年的減量20%目標（Ghent international, 2015）。直至2010年成立氣候小組，根特進行「學習」及「參與」兩方面的策略行動；氣候小組啟動了定量研究，例如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線（baseline）盤點，以及節能項目的減排成本曲線，並努力以較吸引人的方式發布敏感信息，如空拍熱損耗的照片，使公民能夠觀察自己房屋耗能情形（Loorbach et al., 2016: 95）。
此過程與歐盟西北部永續發展計畫（Interreg IVb）資助的MUSIC（Mitigation in Urban Areas: Solutions for Innovative cities）計畫項目相一致（Roorda et al., 2012），[註1] 亦產生之後的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從一開始，市政府即承認，展現氣候保護的企圖心僅能透過城市所有行動者，採取果斷行動來實現。因此，根特氣候聯盟（Gents Klimaatverbond）於2009年成立，市政府試圖讓公民及企業參與起草氣候規劃，將草圖推向氣候中和城市發展。此外，市府環境部門在2010年提出促進行動者參與的任務，基於轉型管理原則進行奪標，支持更有遠見的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實驗（Loorbach et al., 2016: 95）。
計畫初期，轉型小組是由市府環境部門的兩名政策官員、兩名促進聯盟（facilitating consortium）的成員，以及一位轉型管理專家組成；而小組在此過程中，作為準備及指導轉型會議的參與者。儘管他們在氣候轉型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平均每週約一天），但市政府的幕僚們沒有提供太多的支持，也對此過程及他們工作的相關性產生懷疑（Loorbach et al., 2016: 96）。轉型過程需要靈活性，並需適應開放及不可預測的動態；僅由環境部門負責人及市議員執行與支持難以掌握全局，但其政治承諾從一開始就受到很大的時間壓力，最終明顯地限制了轉型參與者的共同創造成果。
二、根特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
接著，團隊開始進行角色分析，決定誰來提供「系統分析」與選擇場域的參與者，最終核心團隊新增至17人（Loorbach et al., 2016: 97），小組成員包括企業、文化中心、青年工作者、大學、NGOs、港口與城市管理之人員 （Roorda et al., 2012）。轉型管理為一治理方法，透過參與式的學習與實驗過程，促進永續發展，而轉型場域即為其變革聯盟，發展不同行動者團體、傳播及採用創新方法，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
系統分析針對根特的社會、生態與經濟進行評估，並分析趨勢，在未來情境下，提出各領域的問題與城市的亮點（trumps）（Loorbach et al., 2016: 97）。第一場場域會議開放提出初步的氣候問題與觀點，其中諸如能源貧窮及一般公民的福祉等議題；在第二、三場會議上，成員們確定了2050年永續根特的基本原則，例如無車城市、化石燃料的獨立性，以及企業提供回饋給城市及公民等，但一些與會者亦呼籲，因內容較抽象此部分不宜花太多時間。第四場以參與式作為中心，確定了20個轉型途徑朝向三個預想的未來，並建立這些路徑的里程碑及行動。[註2] 第五場會議，旨在確定路線的優先次序，制定期望實現的轉型實驗（Nevens & Roorda, 2014; Loorbach et al., 2016: 97~98）。於第五次會議結束時，政策官員即宣布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但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他們覺得應還需更多時間及精力來繼續，因此確保了進一步的承諾，後續即提出「氣候論壇」（Climate Forum）。
三、參與式規劃
2011年底至2012年初，環境部門及會議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想法，並尋找更多角色參與並舉辦「氣候論壇」，邀請可能為新興轉型實驗做出貢獻的人們；超過100位有志一同的人士出席了此次規劃（Roorda et al., 2012; Loorbach et al., 2016: 98）。他們依不同特定主題組成八個氣候工作小組（Climate Working Groups）， 進一步倡議或開發更多的轉型實驗，例如控制造成全球暖化的污水與有機廢物、促進消費者推動市場等（Nevens and Roorda, 2014）。其中消費者推動市場的小組組成胡蘿蔔暴徒（Carrot mob），[註3] 於半年內集合足夠的人員們一起合作，並取得一筆聯邦政府的預算，雖然投資耗時，但卻成功地成為當年最龐大的胡蘿蔔暴徒，吸引了938位參與者，並針對具備永續性的措施投資了10,000歐元（Roorda et al., 2012; Nevens and Roorda, 2014; Loorbach et al., 2016: 98）。
截至2011年底，參與者們將論壇成果彙整成15本「轉型雜誌」（transition magazines）， [註4] 目的在於促進城市轉型的視野；而為了針對政客之建言，轉型中的工作與成果由參與者提交給市議會，使2012年底的議會選舉，三個政黨都對於氣候措施表現出很高的野心，他們的選舉方案皆包括了具體的想法（Roorda et al., 2012; Loorbach et al., 2016: 99）。轉型團隊確實造成影響，雖然氣候中和的野心，對於政治承諾存在一定的難度，但通過打入政治的氣候論壇，可能會加強政策措施的進一步制定，以及能源與氣候政策預算的大幅增加。
根特氣候聯盟亦勾勒出城市對於未來永續發展的動機，如為因應2050年根特氣候行動，針對減少汽車空間並增加行人空間，提出了「特洛依自行車」計畫。城市2050年的流動狀況，是由氣候聯盟的25名成員分析弱點、制定未來的永續情境，從而提出根特的通勤與交通問題，並推薦從原本以汽油為基礎的燃料，轉向自行車與電動車（Macdonald, 2014）。另外，還有2015年更新的永續城市交通規劃（2030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Plan, SUMP），以監測與評估提高交通系統的可達性、安全性、永續性與兒童友善性，並促使達成2050年的根特氣候中和。以利益相關者合作作為核心，市政府期望達成通勤的步行率由14%上升至18%、自行車由22%上升至35%、大眾交通工具由9%提高至20%、汽車使用由55%降至27%（Mourey, 2015）。
為實現根特2050氣候中和，2015年1月26日，根特市議會於批准了2014-2019年根特氣候計劃「永續能源行動計劃（Sustainable Energy Action Plan, SEAP）」。根特市據此承諾立法機關將於2015-2018年間投資1.05億歐元用於直接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4000萬歐元的額外預算專門用於間接促成減排的措施，以及達成2019年再生能源供給15%的家庭能源需求之目標等（Ghent international, 2016）。根特氣候保護由市政府開始，延伸至各部會、企業、NGOs及社區，以帶動民眾參與。
四、小結
根特的氣候保護自2009年「歐洲市長公約」開始，市政府建立了「根特氣候聯盟」。起初雖然由官員們規劃與滾動，但政府公務員配合意願卻不高；之後逐漸建立「轉型場域」，納入各部門、各領域專家、公民及企業展開了一系列的會議，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而2011年部分參與者認為應進一步執行氣候保護，因此後續組成氣候小組建立「氣候論壇」與「轉型雜誌」，並延伸至2014、2015年帶動關於永續企業投資、交通等氣候保護計畫，以及市民們的參與，並建立2014-2019年的永續能源行動計劃。
綜合上述，一開始市政府的角色為連結各公私部門與單位，屬於SNM的「中介者」角色，而後續參與者們逐漸借入與主導，由氣候小組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實踐了社會轉型與共識建立，屬於「支援中介者」，其中小組中的胡蘿蔔暴徒則屬「非中介支援者」，其並非主要網絡連結者，但卻是影響力強的媒介。因此，若將上述城市案例的角色管理運用於我國，可針對地方政府的網絡合作平臺做加強，納入各部會、企業、學者、NGOs與社區等專家，甚至市民參與，並由平臺中的NGOs及社區大學等團體做為「支援中介者」傳散知識及促進能源轉型相關研擬政策的宣傳，期望透過不同的行動者帶動社會行動及轉型。
註解：
(1)MUSIC計畫以五個歐洲城市－英國阿伯丁、法國蒙特勒伊、比利時根特、德國路得維希堡及荷蘭鹿特丹－做為模型（Loorbach et al., 2016）。
(3)自2008年開始的一個全球環保運動，主張以消費力量與大商業集團對抗，即以金錢作為投票（vote with their money），支持與改善企業之永續發展（Carrotmob, 2013）。
(4)關於轉型雜誌，詳請參見City of Ghent (2012)。
參考文獻
- Ghent international (2015). “Ghent signs new European Mayor Covenant.” Retrieve date: 2017/08/08.
- Ghent international (2016). “Ghent Climate Plan 2014-2019.” Retrieve date: 2018/3/19.
- Loorbach, D., Wittmayer J. M., Shiroyama, H., Fujino, J. and Mizuguchi, S. (201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Governance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European and Asian Experiences. Berlin: Springer.
- Macdonald, L. (2014). “Ghent Climate Alliance maps out city's sustainable mobility future (Belgium).” Retrieve date: 2017/10/30.
- Martiskainen, M. and Kivimaa, P. (2017). “Creating innovative zero carbon hom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mediaries and champions in building project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In Press, Corrected Proof.
- Mourey, T. (2015).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s key components of Ghent's SUMP (Belgium).” Retrieve date: 2017/10/30.
- Nevens, F. and Roorda, C. (2014). “A climate of change: A transition approach for climate neutrality in the city of Ghent (Belgium).”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10: 112-121.
- Roorda, C., Frantzeskaki, N., Loorbach, D., Steenbergen, F. and Wittmayer, J. (2012). Transition Management in Urban Context. Guidance manual -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version. Rotterdam: DRIFT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
- Wittmayer, J. M., Avelino, F., Steenbergen, F. and Loorbach, D. (2017). “Actor roles in transition: Insights fro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