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2024/09/13 經濟日報 / 周桂田》名家觀點／淨零碳排的動態均衡決策）
文／周桂田 中心主任
從地緣經濟競爭的角度來看，台灣與東亞國家在世界體系分工下成為全球關鍵供應鏈，但區域內高碳製造業體系特質，面對全球日益加大力道之2050年淨零碳排要求，已使得政府與企業倍感深刻壓力。
而歐盟甫通過的企業揭露法案、盡職調查法案聚焦在企業治理之勞工、性別、公平與職場安全議題，以及今年11月可能將通過的全球塑膠公約，直接的對東亞一向遲滯環境、氣候治理或忽視勞動人權、職場安全的國家撲面而來。
關鍵的是，這些東亞高碳製造業、全球重要分工鏈國家一向屬於發展型國家型態，其政府、企業與社會經常深陷在褐色經濟的思維，要揚棄原先的高碳結構而進行治理轉型及創新不易。換個角度而已，誰的社會經濟動態調整與平衡，跑得愈快，誰就具有優勢。以這樣的思維來解釋台灣近期的發展，可以試著來找到解決問題的端倪。
如果我們盤點台灣淨零碳排的幾項重要政策工具進度，包括碳定價、用電大戶條款、建築裝設太陽能板、耗能產業之電價級距，就可以發現治理差距微妙之處。首先，從2006年立法院首次提出能源稅，到近期環境部公告碳費三子法並宣告2026年5月才正式申報徵收碳費，歷時20年之久。
再加上2.5萬噸免徵及各項優惠費率的鬆綁，這個結果可以說是產業、經濟部門與環境部門從2020年至今五年的折衝，展現了褐色經濟轉型的拉扯：過去拖延變革，今日即使全球氣候規範外生力量驅迫，仍然自我躊躇，將造成溫水煮青蛙。台大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最新TCFD調查顯示，企業變革的動力端視國家政策的施行，沒有緊密的政策推動力道，企業就持續觀望。
目前有一個虛構的觀念認為碳費為棍子，因此需要避免過於施用。當然，政府在推動相關的氣候治理需動態均衡的審理產業在區域的競爭情勢，但國際上碳定價嚴謹的國家，早已顯示其產業競爭力更具優勢。亦即，嚴格環境管制的國家反而驅動企業提早走向變革或創造高值化產品布局，此在OECD國家間的比較就相當明顯；這是遲滯氣候治理的台灣目前最需要的經濟社會典範變革。
另外一個虛構的政策觀念認為發展型國家不宜以嚴謹的氣候環境政策規範企業，而是提出以誘因來鼓勵高碳產業自行轉投資，以達到實質減碳的效果。這樣的說法屬於新自由主義市場論點，強調產業自行就政府胡蘿蔔誘因進行轉型；然而其實際在南韓綠色成長戰略實踐的成效是，2008年到2019年其溫室氣體碳排從5.8億噸陡升到6.9億噸。
而動態均衡的政策調整與緊密追蹤，尤其是政府領導人需設定前瞻而清晰的減碳目標，其背後的價值邏輯就在於已經看到了國家在新一波全球淨零碳排的法規與市場驅動下充滿危機，且變革的時程極度壓縮。賴總統如果希望宣誓2032年台灣減碳40%以迎向國際的競爭環境，目前已經是十面埋伏的危機，豈能再延續下去。顯而易見的是，以目前碳費機制的施行到2030年根本連原先設定減碳24%都達不到。
同樣重要的幾項政策工具之遲滯延宕，包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用電大戶條款、新式建築規定300坪以上需裝設太陽能板、能源效率精準的減碳標的，以及耗能產業投資工業電價級距等，都清楚的顯示舊典範的掣肘威力。要跳脫這樣的窠臼，需要嶄新翻轉思維，來動態均衡擬定彎道超車的政策目標；用既有的框架複數的盤點現存的問題，成效將相當有限。
目前，行政院永續會下氣候變遷與淨零碳排工作小組，進行各部會盤點現狀的做法，雖有進步但容易陷入部會本位主義與官僚決策思維侷限。應有更為明晰、創新的治理策略。倒不如嫁接行政部門與外界專家的共構平台，以民主審議擬定國家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