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2023/12/21 願景工程／After COP28：重新定義世人眼中的台灣，與台灣對世界的貢獻）
文／周桂田 中心主任
上週三剛結束的聯合國第28屆氣候峰會（COP28），作出了「能源系統轉型以擺脫化石燃料」的歷史性決議。而啟動這個全球歷史轉折點的門閥，在於2015年COP21的《巴黎協定》——當時象徵性地宣告化石燃料的終結；2021年的COP26更進一步地在「全球2050淨零碳排」決議下，爭執是否淘汰（phase out）或逐步退場（phase down）化石燃料。那時，就已為今年的決議埋下伏筆。
高碳經濟本體論的自我對峙與翻轉
COP28的決議是一個鑲嵌於高碳能源經濟下、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妥協點，但也是一個新的國際框架：未來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將以這個決議為依歸，具體而逐步地訂定化石燃料退場的時程與框架。
這是人類歷史重要的辯證過程：20世紀初，化石燃料經濟興起，一直到21世紀中才有機會步入終結；但於此期間，經歷高碳經濟的地球從大量剝削生態、勞動、性別與族群的工業社會，被逼迫為世界風險社會。其根本原因，在於近年頻繁發生極端氣候災難：無論是加拿大、夏威夷、加州、澳洲、南歐、英國、巴基斯坦、非洲、甚至是太平洋島國，氣候災變無所不在；原先南方國家面臨的氣候劇災也開始反撲到北方工業國家，全球社會公民每年眼睜睜的看著災變發生，無言以對，不能、也無法再分南北。
此外，世界各地因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的戰爭、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等事件，也與氣候災變產生協同效應，造致更為脆弱的破壞性新常態（disruptive new normal），一次次逼近人類生存、安全本體論想像的臨界點。跨世代的存亡危機已經近在眼前。
COP28後迎來新時代：「淨零碳排」為主的世界主義治理
原本「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打算在COP28集體拒絕簽署淘汰化石燃料的協議，引發多國反彈，而這100多國之所以贊成淘汰化石燃料，不只是因為碰到上述提到的極端氣候災難，還在於人類的文明發展已經到了風險臨界點。雖然決議內容是「以能源轉型來加速脫離化石燃料」、仍需觀察未來幾年設立的退場年限，但就政治議程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而這樣透過聯合國政治議程展現的世界主義治理，的確翻轉了過去市場導向、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褐色經濟（brown economy），或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社會經濟發展。典範轉移後會如何發展，就得看後面各國的具體作為，例如，緊接著歐盟的碳關稅丶美國的清潔競爭法案，是否有機會建構如《蒙特爾公約》、《北大西洋鮪魚公約》的正式國際規範，或者目前國際所倡議的全球碳定價機制，能否對全球產生新的治理規範。
這裡構成的「淨零碳排世界主義治理」，代表人類因面臨氣候生存威脅，而產生集體風險認同與團結，並訴求涵蓋跨世代的永續。不過，如果全球的治理規範被既有的化石燃料經濟典範牽制，即使全球公民都有極高的氣候風險認同，仍可能被各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所掩蓋。而要翻轉這樣隱性的、遲滯的全球治理，需要有強健的集體團結，改變自我行動、改變消費模式，進而改變生產模式，最終改變政治（經濟）的決策模式。
這一切的動能來自面對氣候危機因而起身行動的反身性政治，且遍佈到個人、社區、都市、國家、區域甚至全球的網絡節點。來自各國的氣候環境政治運動涵蓋多元面向，既包括不同族群如原住民、也涵蓋多個產業如綠色金融發展、再生能源開發及科學技術突破。而這些次政治（sub-politics）正遍佈在全球各地，也正發生在台灣。
全球高碳產業分工鏈下的台灣：重經濟，卻步入「犧牲體系」
從2015年COP21發布《巴黎協定》、2021年COP26確立2050淨零碳排，到本次COP28做出加倍推動再生能源以脫離化石燃料的決議，這對於位居全球供應鏈東亞最前沿的台灣、南韓、日本，甚至前十年扮演世界工廠的中國，都造成巨大的衝擊。
台灣自1970年代以來，跟日本、南韓一樣為了全力驅動經濟成長，而嚴重忽略環境、勞工安全，造成為數不少的受害者。且根據筆者最新研究，台灣長年更為廉價的電價、水價與勞動價格，還造就了大量（環境、工業）補貼的犧牲體系（sacrifice system），其造成的危害更甚於東亞各國。
過去褐色經濟的犧牲體系雖然造就了1980年代以來「台灣錢淹腳目」的榮景，但過度依賴此路徑發展，造成台灣社會一直存在褐色、尋租、高碳的產經及生活模式。當我們把眼光放在1980年至2010年期間：初期，社會榮景支撐了台灣經濟的存續，但1990年後，台商大量西進，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產業升級喪失動能；而2010年前後，多數國家已邁力展開能源轉型、綠能科技與產業佈局。這意味著，在進到2010年到2040年的下一個30年之前，台灣已經喪失了前10年的黃金變革契機。
而這類犧牲體系，同樣鑲嵌於表面看似廉價、卻忽略大量外部成本的化石燃料或核能發電。不幸的是，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災已構成了另類的現代啟示錄。
吊詭的是，在「氣候威脅」與「複合性核災風險」的風險之間，人們似乎被迫選擇其一。
在COP28中，有22個國家集體倡議要推動2050年核能三倍裝置容量的目標，其中不乏核工產業的輸出國。這可視為是新自由資本主義與全球高碳經濟聯手，再次將人類未來推向「核能復興」與「氣候風險」擇一的路徑。在全球較具安全共識的新式核融合技術與商轉尚未成熟之際，這是否是唯一的選擇，端視各國產業、公民與社會的決策。
諷刺的是，同樣是淪落為全球氣候治理末段班、並為全球高碳貢獻的日本（全球碳排貢獻度第5名）、南韓（第7名）與台灣（第22名），這三個國家的能源轉型與再生能源比例都很低。如今，必須正視全球不只要求要急速減碳，且製造業要使用100%天然再生能源的現實。
而台灣內部還存在有關核能的政治爭議，這更嚴重延宕台灣發展能源轉型的腳步。歸根究底，遲滯發展仍源於整個國家與社會被牢牢套牢於便宜能源、低價出口競爭的全球產業分工架構下。
國內過去支持核能者，經常刻意輕忽或壓抑再生能源的發展。當然，為了國家能源安全是否，是否要維持核能，是另一個層面的命題，但仍有許多技術安全與民意待釐清，例如：怎麼決定核廢料的儲存場址。
台灣能源轉型現況：蹉跎、變革與前進
無論核能的再興是否造成台灣內部的能源發展或能源安全爭議，再生能源所驅動的綠色科技不可逆，它已經構成了全球與台灣重要的科技競爭，包括下個世代的綠能經濟、電動運具，進而連接到智慧系統、智慧服務的爭霸。
COP28也明確決議2030年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要增為三倍。這項決議不只牽涉能源議題或化石燃料終結與否，而是把過去必須穿透狹隘門縫才能接觸到的綠色科技、綠色能源、綠色運具，進一步結合了智慧科技與美學；這意味著新的歷史大門已打開，上頭雋刻了未來世代的經濟社會發展。
不過，台灣內部因為核能議題而蹉跎了能源轉型，遲滯了近20年，使得我們在能源轉型的綠色科技、綠色運具丶綠色電網與儲能相對落後於其他佈局甚久國家，例如韓國跟日本鑒於西元2000年之後中國汽車的崛起，開始投入氫能汽車、hybrid電動汽車等，我們現在才大夢初醒。
但歷史機運還是給台灣一個起點：2016年以來，台灣能源轉型所形成的社會學習發展路徑，已經逐步建立起來。雖然從太陽光電建置、陸域風機或離岸風機發展，都出現許多生態和民生爭議，且目前再生能源也只有占總發電量的8%左右，但隨著政策逐步調整、修正，已經有200多座離岸風機佇立於台灣海峽。
以台灣製造的強項與彈性來看，我們已經初步在亞洲未來的能源轉型與再生能源系統中建立了灘頭堡；同樣的，台灣的電動車投入雖晚，但目前建立「電動車平台」概念已掌握切入該產業的優勢。
COP28下一步：重新定義台灣在世界舞台的角色
COP28對台灣的警示是，我們習慣跟世界訴求台灣的安全問題，與被國際外交孤立的情勢，我們也驕傲於台灣有半導體、電子與高科技產業以作為全球重要的供應鏈樞紐。然而，當全球各國陷入氣候緊急、災變、乾旱與大規模洪災，世人將會質問：人均排碳幾乎達11噸以上、在1,000萬人口以上國家排碳貢獻排名第八的台灣，是否只享有新自由主義落下來垂實的果實，而毫無作為？
台灣青年世代也會質問：這樣高碳排、高耗能的全球產業分工鏈與供應體系，尤其是遍佈在農地且位居全球隱形冠軍的廠場，這是我們未來30年要持續下去、為全球代工生產的經濟社會模式嗎？這類表面看似成功的、但仍是犧牲體系的發展制度，能否有機會翻轉？另一方面，我們能否重新定義台灣從代工、製造延伸到研發、品牌、服務的角色，並在亞洲乃至全球佈局「產業與品牌一體」的商品拓展？以上的翻轉期待，如何可能？
或許，我們會深陷在國家內部的政治爭議、產業轉型困難、能源轉型泥沼；但毋庸置疑的，世人眼中也有台灣人對抗新冠肺炎的社會韌性、有克服2021年六月外勞染疫而危及半導體封裝最後一哩路的經濟與公衛韌性、有對抗2021年百年乾旱卻仍維持晶片生產、而救急全球車用晶片慌的氣候韌性。況且，2017年AI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者為來自台灣的黃士傑博士，造就了全球晶片工業的新局；目前最新進的AI晶片輝達（NVIDIA），也由台灣人黃仁勳領軍。這些都顯示，台灣有機會重新定義自己，在全球經濟社會的轉型中自我變革，進而重新定位自己對全球的貢獻。
COP28召開之際，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歐盟執委會主席、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倡議的全球碳定價機制，值得作為我們重新定位自己的指標，我們需要快速驅動因內政改革遲滯的碳定價，並透過國際的碳定價機制，反過來協助全球受災害的國家。
這代表，我們有機會依此投入本次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確立的「損害與損失基金」，協助國際氣候脆弱國家、社區所需。這些都是台灣在國際上可以介入跟貢獻的地方；欣見行政部門已經投入籌設與太平洋島國友邦的「氣候轉型基金」，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自我定義與定位的過程是辯證、競爭與艱鉅的，但卻具備創新、社會力、永續量能，這個社會學習過程已在台灣內部發酵，期待未來再進一步擴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讓新的世代勇敢且量能充沛地站上國際舞台；建構台灣在全球的貢獻，也能反過來系統性地完備台灣的安全，並與全球的經濟社會安全、甚至國防安全，緊密聯結。
這應該是世人對台灣未來的期許，也是台灣重建未來世代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