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楊智元

 　　27日由臺灣大學風險政策中心所舉辦的鉅變新視界沙龍參與景況出乎意料的熱烈，我正巧參與其中，會中火花四射，不少資深的前輩、校友、公民皆大膽發言，表達對臺灣社會現況的擔憂。從今年20萬人參加的軍中人權議題，萬人上凱道事件、農村陣線突圍進入內政部辦公區域表達背後所代表的大埔案土地浮濫徵收問題，與近期的國慶日降黨旗、升公民旗運動，混油的食安危機等等，再再表現出已經在所得標準上成為「已開發國家」的臺灣，近年在居住人權、環境與土地正義、青年高失業、低生育率的面向上，顯得搖搖欲墜，岌岌可危。唯一令人欣慰的，由今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姿可見，公民社會的力量確實在崛起，但作為軟實力的社會力確實需要更完整的論述，更清晰的發展主軸，也需要更積極與連貫性的行動政略。

　　作者確信，如同昨日沙龍的討論一般，「世代正義」與「分配公平」已經成為當代臺灣社會的共識，成為當代這幾代人所共同追尋的目標，然而，轉進到策略面，則常同昨日一般出現了路線之爭，有社群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有新制度論者，甚至是更為行動與激進的合作社、公社行動派間的爭論與激辯。社群主義者主張由地方熟悉感、社群的情感認同聯繫作為出發點，但如何推及到更巨觀的整體社會？自由主義者高呼解放政府的限制讓公民社會多管道的自由呈現，但政府對公民社會，除阻礙、限制發展的觀點外，有無更積極的意義？新制度論期待在傳統的自然、社會、人力資本之外，將制度塑造視為一項可以轉動社會與延續給未來世代的資源，但站在行動者的立場，大方向絕對沒錯，但其策略、計畫究竟為何？如何讓行動者願意跟你一起走？社會主義公社的行動方案，讓人感到熱血沸騰，召喚眾人投入實踐創造，但行動的路上必然遇到結構的阻礙，結構綿密細緻的干預，無非需要分析以發展對抗的戰略。在做中學確實可行，但是否論述與行動可以有更明確的分工？或許實踐與思維的分工、整合是兩者間永恆的拉距，只能做不能問！

　　如同韋伯所言，這是一個諸神的爭鬥的時代，但諸神的爭鬥卻也是實現自我文化承諾的展現。我們這代（30歲上下）或許無法恭逢其盛1990年代初風起雲湧的臺灣社會，但自從1990年以來，經濟生產體系由傳統產業轉換為「高科技」與完成政治的政黨輪替後，曾幾何時，我們這代被許諾的「美好未來」與「國家未來主人翁」的豪氣並沒有被實現，迎頭而來的反而是低薪、彈性、派遣勞動、高房價、低迷的生育率、財團化的產業、萎縮的創業機會、顯得越來越脆弱的家園。小確幸：咖啡館、獨立書店、服飾店、精品店......竟然成為我們這代對未來最確定的想像。後現代姿態美感的城市游牧人正在蔓延，符號、消費、美感、舒適，一方面帶給人工作後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否只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籠絡？過渡的強調反諷、偶然與衝動的個人式解放，在面對籠絡人心與撲天蓋地的結構包圍時刻，在面對家園被踐踏拆毀，珍視的價值、生命被侮辱、健康被損害時，反諷、嘲弄、不合作是否能夠完成後現代所許諾的個人上社會生命的深度與意涵？

　　一方面是回到以個人為行動單位的私人生活中的小確幸，另外一方面是社會生活中公民社會集體力量的逐漸展現。作者站在知識社會學立場，認為常民知識與其主體能動性應該被瞭解、研究與進一步闡述，特別是在當下遲滯隱匿管制文化下所能扮演的位置與角色為何？公民社會與常民知識的關係亦有待釐清。如同風險政策中心主任周桂田教授所言，中心的轉型實質上正是在從事一場學術界角度的的社會運動，由鉅變新視界沙龍、鉅變電子報的發行、風險政策中心網站的改版等也印證確實如此。沙龍的舉辦，其意義特別是在將學術語言嘗試轉換成為常民語言，並降低發言權的門檻，營造平等的發言機會，促進真實的交流與溝通。鉅變新視界沙龍的舉辦是風險政策中心促動社會轉型的第一槍，公民智庫的理想或許尚顯遙遠，但走上通往該理想的路途，卻不顯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