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發展在臺灣已經談了不下10年；而在全球，廣為人知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已經從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中提出將近30年（1987），並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目標雖然確立已久，但是世界各國的反應不同，也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發展情況。但在臺灣，永續發展的宏大目標背後，卻沒有全面的資訊和社會意識與之相襯。
李鴻源教授在面對沙龍中的提問時，拋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臺灣的根本運作機制和法令不堪面對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就如同臺下的民眾提問：為什麼我們相關的政策總是保守而無法發揮作用，難道是因為藍綠惡鬥的問題嗎？其實真正的問題出在於根本的民主機制。就以國土規畫為例，當要計算臺灣這座小島的土地容受力需要跨領域的訓練、當要在科學仍不全然已知的不確定性中做出決策，都需要跨領域的考量和價值判斷；這些也都需要公開並且完整的資訊以及全社會的討論，進一步才能做出合理又合於民意的決策。
李鴻源教授認為今日臺灣的媒體、民眾和民意代表等，都沒有耐心將發展一套政策所需要的資訊、討論與分析，這迫使主管機關經常陷入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決策的困境；他認為今天氣候變遷轉型的問題其實是一整個民主機制問題的病癥。但這背後同樣弔詭的是長期以來不夠公開的資訊、不足以和社會對話的科技官僚和缺乏跨領域整合的技術與治理人才。李老師也坦誠當他要由部會中找人來做土地容受力的調查時，感受到人才捉襟見肘、幾乎找不到人的情況。
然而，就像李遠哲前院長所提問，今天的問題不在於找不到人，乃是政府並不能好好地運用人才、社會也對臺灣人才有所低估；臺灣的人才數量比起20年更是大不相同。事實上，臺灣有很多地方是跟其它的國家與社會大不相同的，因此並不能把政策照搬。各種好的理念與科技，需要透過在地的人材充份吸收、蒐集必須的資訊、做出規劃並且組織整個治理的架構，今天的情況乃是技術在不斷的發展，民間社會已經聞到新科技潮流並且日漸改變生活方式與思維，而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民主機制卻沒有發生相對應的轉型。
實際上，一個知識水準日漸爬升的公民社會，知識的產出不再僅僅是由中央相關的機構如學術界、技術官僚和官方智庫所產出。就如同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的陳文成秘書長所言，今天氣候變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問題，而我國有關太陽能光電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都排名屬一屬二，政府卻不重視這一塊。陳秘書長進一步指出當前的新能源政策既保守又武斷（arbitrary），背後做出決策的能源局等之科技官僚數量也不足。這造成經常需要將研究計畫委託給工研院、台經院和台綜院等。但就像工研院一樣，過去這些產業研究人員的確為臺灣的技術與經濟發展做出高度的貢獻，但如今其技術和前瞻早就被產業界遠遠甩開，反而制訂了許多不堪的政策，給產業界穿小鞋。
現在的知識與創新之網絡乃是以問題為中心，由環繞在相關的科學、技術、工程、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面向之人員彼此相聯結，進而產出一種脈絡性的知識和創新。過去仰賴由中央的大學、公部門和官方智庫所產出、並且帶領整個社會的政策結構，不僅是造成失敗的政策像是在生技產業的推動、能源產業的革新和兩兆雙星的扶植上，同時也在強硬推動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企業和民眾的不信任。簡而言之，閉門造車或是讓決策過程停留在小圈圈之中，然後打算由上而下地駕御這個國家的行政作為已經面臨極大的挑戰；新的經營模式應該要透過整個社會的思辨來決定，決策過程就是民主過程。
就像李部長從治水和工程的經驗從荷蘭得到啟示，技術與孕育它的社會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在氣候變遷轉型這樣重大而影響全社會的問題上，也可以從荷蘭的民主機制得到相當大的助益。荷蘭與臺灣的面積接近，人口密度則大概接近一半左右。荷蘭大概在1960年代末就因為微電子、基因重組和核能等帶來高度爭議的問題而引發科技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應於此，從80年代開始，荷蘭政府也組成了相關的委員會、以及從1982到1984年的全社會辯論（Broad Societal Debate），最終模仿美國和丹麥建立科技評估的體制，以加強決策相關資訊的品質。荷蘭的科技評估重視品質而非數量，不在於1年做了多少辯論和分析，而在於其所提供的資訊和辯論推動能夠有助於多少的社會爭議和決策。
全社會對話帶來的不僅是一個具有民意基礎和科技思辯的最終決策，它的關鍵其實是過程：社會各界藉由關心議題而掌握相關的風險和利基，同時也加深了政府、企業和大眾之間的認識和信任。當然，荷蘭有其辯論的傳統，並且社會發展、人口和產業都與臺灣有所不同。但是透過這樣一個高度不確定性卻又影響我們生活甚鉅的議題作為長期標的，以發展社會共識和決策行為為中程規劃，並建構社會對話的平台與建立相關所需的資訊交流、來作為短程的行動；有助於回復我國大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尤其，有許多人士覺得關於政策治理的討論似乎緩不濟急，把專業事務回歸到專業即可、請政府和專家告訴我們怎麼做即可；但在永續發展的治理上，從周桂田老師的石化與能源相關之發展圖表來看，政府的口號果真是口號、實際政策作為則原地踏步。也像陳文成秘書長所言，太陽能的發展大部份仰賴民間，台電大致上其實是坐享其成的。又如德國，從1990年開始提千屋頂計畫、1998年提十萬屋頂計畫、2000年後通過再生能源法並隨著時間不斷地修正、按照實際情形修正補貼，使我們看見一個國家和社會相輔相成地在走新能源之路。今天，有關新能源的知識正在臺灣民間社會中蓬勃發展，像是汗得學社及其「一人一千瓦」的計畫，都正在簡化原來看起來好像很困難的科技，成為一般日常生活可以接受的事物。
更重要的是，當氣候變遷和新能源政策是以公民參與和共同思辨所形成的產物，政策形塑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民主參與的重建過程，也是政府、企業和社會彼此協力重新恢復信賴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