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et Stock photos by Vecteezy
翻譯／中研院永續科學中心
前言
諾貝爾獎的創立旨在表彰「對人類帶來最大助益」的推進，因此，在科學的基礎上，此獎項是表揚任何能幫助建造一個安全、繁榮與和平世界的偉大成就。
「科學是減輕生活負擔與痛苦的所有過程的基礎」——瑪麗．居禮（Marie Curie）（1903 年、1911 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科學是追求真理、知識和創新以改善生活的全球共同美好理想。現在，人類正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戰。本次，也是首次的諾貝爾獎高峰會在全球大流行傳染病、不平等惡化、生態系統受損、氣候危機，以及資訊濫用等問題發生的當下召開。這些超越國家管轄的困境不僅相互關聯，更威脅著過去在人類進步中所累積的眾多豐碩成果。「全球變遷」已經帶來許多負面衝擊，其中特別需要關注的一點，即是可能的受影響地區是許多經濟弱勢或少數族群居住的地區。此外，這次高峰會召開的當下，也是現今都市化在前所未有的速度下迅速發展，更是數位化、人工智慧、無處不在的各種感測技術、以及生物和奈米等突破性科技發展的轉捩點，這些科技創新極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中轉變我們各方面的生活。
「面對當今全球相互關聯的社會，我們從未必須解決如此大規模的問題。沒有人能確定知道哪些方法有效，因此建立一個可以快速演化和適應的系統非常重要」——伊莉諾．歐斯壯（Elinor Ostrom）（2009 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本次高峰會是為了推動全球永續轉型以促進人類繁榮與平等而召開。對這個迫切的轉型而言，「時間」是我們最短缺的自然資源，因此，下一個十年非常關鍵，這十年中我們必須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半，必須要停止破壞大自然甚至要開始恢復。此波轉型中更須處理一項核心議題，就是改變世界上現有的不平等現象。如果沒有在這十年採取變革性的行動，我們共同的未來將會面臨巨大風險，而我們依存的人類社會也將和地球生物圈一同面對這個大規模、且不可逆衝擊所帶來的風險。
「如果人類想要存活並發展更好，一套新思維是必要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21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我們需要重塑人類與地球這個行星的關係。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包括人類和整個社會），需要我們成為全球自然公產有效的管理者，這些全球自然公產包括：氣候、冰、土地、海洋、淡水、森林、土壤和生物多樣性等，這些系統不僅調節著地球各項狀態，當結合在一起時，更可創建一個獨特而和諧的生命支持系統。因此，現在亟需建立一個支持地球系統和諧、而非破壞的經濟模式和社會架構。
我們的行星
「將現代稱為人類世似乎十分合適」——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1995 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地質學家稱過去 12,000 年為全新世，於此時期間地球系統明顯的相對穩定。但是，全新世的穩定性已被我們破壞了。如今，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改變地球上合宜生活環境（即生物圈）的主要驅動力。地球生物圈和人類社會的命運現在已緊密地連結並一同演化向未來，因此地球已進入了新的地質時代─人類世。證據指出人類世始於 1950 年代，至今僅僅是一個人的生命長度而已，不過這個人類世的定義則是基於全球尺度變化的速度、規模與衝擊。
行星的健康
我們地球上大自然的健康，與人類的健康是緊密相連的。全球大流行傳染病是人類世中全球眾多健康風險之一，由於自然棲地的破壞、高度交織的社會結構，以及錯誤訊息傳遞等因素，因此全球大流行傳染病的風險比過去大了很多。
COVID-19 的全球疫情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最大的衝擊，它造成了廣大的困境與苦痛。面對此災難，科學確實為人們帶來強而有效的解方，如檢測與疫苗開發；這些雖然值得喝采，但是在其他面向上仍有明顯挫敗，例如：人類社會中最貧窮和邊緣化的人群仍然是最脆弱的族群，如果我們能早點透過預防措施、強化公開透明的資訊、早期監測系統、以及更迅速的應變措施，此次 COVID-19 全球疫情的衝擊與規模則有可能降低。
要減少 COVID-19 這類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我們必須在體會「共同健康」的前提下著手多元的研究探討，所謂的「共同健康」意即人類健康與其他動物與環境的健康是緊密相連的。迅速都市化、高強度農業施作、過度土地開發，以及大型野生動物棲地的破壞等因素，都造成如囓齒動物等小型哺乳動物大量氾濫。而土地利用的變化又造成這些動物活動範圍的改變，使自然生態系統擴散至農地、都市公園，以及其他人類活動範圍，這些改變則增加了其他動物與人類的接觸，因此也增加了疾病傳遞的風險。
全球自然公產
全球增溫和生物棲地的流失，無非是對地球生命支撐系統進行大規模且無法控制的一個實驗。現在已有非常多的證據指出，這個實驗是我們人類存在以來，其行為第一次大規模破壞可以決定地球這個行星的狀態的關鍵系統平衡。
在過去三百萬年，全球平均溫度的增溫幅度從未超過 2°C，然而現在這個高溫卻是本世紀末即將預見的結果。至今人類的生活方式已使地球溫度增加了 1.2°C，這也是大約二萬年前上一次冰河時代結束以來，地球上最溫暖的溫度，若照此增溫趨勢的路徑，地球約將在 80 年內上升超過 3°C。
同時，地球自癒的靱性正在逐漸的消失。因為農業農田的擴張，我們徹底的改變除了冰蓋之外地球一半的土地面積。在地球上 800 萬物種中，約有 100 萬物種目前正受到嚴重的威脅；而自 1970 年代至今，脊椎動物物種的數量估計已經減少了 68%。
不平等
「共享繁榮是唯一永續繁榮的方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儘管社會上所有人都為經濟成長做出貢獻，但大多數社會中，富人卻不成比例地掌握了大多數的財富，此趨勢更在近幾十年來變得更加明顯。在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中，醫療保健和教育等領域都存在著巨大差異，這也使得貧窮的人們可能好幾世代持續陷在貧困之中。
較為平等的社會在福祉和幸福感上表現相對較好，減少不平等的情形才可累積更多社會資本、強化社會意識並增進對政府的信任度。有了這些社會基礎才能使社會更容易做出集體的、長期的決策；而人類的未來則取決於我們做這些集體的、長期決策的能力，有了這個能力才足以帶領我們走過人類世的困境。
COVID-19 全球疫情是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災難。在社會不平等已動搖許多國家的政局穩定之際，此次疫情預計將更加劇不平等的情況。此外，氣候變遷將可能進一步惡化這個不平等的現象。貧窮的族群已生活在相對脆弱的社區環境，這些地區更易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能源系統所造成如空氣汙染的環境劣化，使這些脆弱的族群必須生活在如此有害健康的環境之中。再者，雖然都市化為社會帶來許多正面助益，但卻也加劇許多原有的、或產生了許多新的不平等。毫無疑問的結論是，不平等與全球永續發展的挑戰之間有著深厚的關聯，減少不平等的情形才能對集體決策的能力建構產生正面的影響。
科技
科技的加速革新─如資訊科技、人工智慧，以及合成生物學等新科技─將衝擊社會不平等、就業機會、總體經濟發展，並且會帶來破壞性的後果。綜而言之，科技的進步已使我們加速破壞了地球環境的穩定。若沒有永續發展的思維指引，科技的發展不可能引導我們朝向永續的方向轉型，所以在未來數十年中最為關鍵的作為，則是我們需要有意地、策略性地引導的科技革命以回應社會永續的目標。
體認急迫性並接受複雜性
未來人類於地球適居與否，取決於人類現在採取的集體行動。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出，2020-2030 年將會是決定性的十年，人類必須停止自然環境的流失，並修正社會嚴重不平等的現況。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在2021-2030年期間減少一半，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此一項全球自然公產任務就需要集體治理，這些公產包括了可以調節整個星球健康與平衡狀態的系統，也就是地球上所有為人類社會使用的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系統。
目前最急需的即是我們必須接受改變的複雜性。隨著人類和網絡科技的發展，人類面臨著越來越高的網絡及連鎖反應的風險。2020-2021 年的全球疫情雖然一開始是對人類健康的衝擊，但卻迅速演變為巨大的經濟衝擊。我們必須體認到突發狀況在未來將會是新常態，也必須學會如何即時面對複雜狀況並採取應變作為。
我們的未來
行動十年
對於防止氣候不可逆轉的轉變，我們的時間已不多了。地球兩極的冰蓋融解正在接近無法恢復的臨界點，部分南極冰蓋甚至可能已經越過了臨界點。由於冰融加速，北大西洋的熱循環無疑正在放緩，這也影響了季風和南極洲大部分地區氣候的穩定性。雨林、永凍層和珊瑚礁亦正在接近破壞的臨界點，如果以全球暖化不超過 1.5°C 當成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的臨界量，我們所剩餘的可排放量大概有 67％的機率會在 2030 年之前就用完。與此同時，在 2050 年以前，都市人口每週會再增加約 130 萬人，這樣就需要更多建築物、道路、淨水與污水設施、以及能源與運輸系統來支應。若我們現在沒有大幅度的改變現行設計與建造方式，這些基礎建設的建造與營運將使用更多能源，也會排放更多溫室氣體。
今年（2021）的幾場重要高峰會將產生政治和社會動力，並針對氣候、生物多樣性、糧食系統、荒漠化和海洋等議題採取行動。明年（2022）將舉辦的 Stockholm+50會議為「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的 50 週年紀念，這將是我們檢視 2030 年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DGs)進展的重要機會。然而，我們可以觀察到由經驗證據說明的行動急迫性、與選舉政治所帶來的回應，兩者之間並不能相互配合；這也表示，我們現行的制度跟不上迫切需要轉型的需求，使得全球的轉型實在太緩慢。
行星管理
「我們必須打破以往使科學與公眾分開的牆，這些牆讓不信任和忽視蔓延。如果有什麼事阻止人們迎接當前的挑戰，那就是這些障礙」——珍妮佛．多娜（Jennifer Doudna）（2020 年諾貝爾獎獲獎者）
有效的行星管理使我們需須要改變在地球全新世時期（12000 年以來）生活的思考模式。我們必須基於地球的急迫需要、地球的規模，以及我們與地球之間的相互關聯來採取行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須要透過增強社會資本，在社會內部以及社會之間建立信任來促進我們對行星管理。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新的世界觀？193 個國家已經採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此次全球疫情亦已促使人們更加認識到全球的相互關聯性、脆弱性和風險。在擁有經濟能力的地方，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在交通運輸、消費和能源方面做出較永續的選擇。他們的行動改變也通常領先於政府。如太陽能和風能這些永續思考的選擇，也漸漸的在價格上與化石燃料替代品更接近甚或更便宜，而且有愈來愈便宜的趨勢。
如今，在全球系統層面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人類是否轉型或是揚棄化石燃料，而是：我們做得夠不夠快？有些已啟用的轉型解決方案，如電動汽車、零碳能源運輸系統和永續食物系統，目前雖已有指數成長的進展和使用，問題是我們如何將這些這成長趨勢維持？以下七項建議可以為我們有效的星球管理奠定基礎。
- 政策：把人類與自然環境真正需要的福祉，加入衡量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指標。體認貧富差距將造成社會不滿和不信任，這差距會破壞社會互信的契約，而這個契約是我們全體進行困難的長期決策所必需。體認生態系統的惡化將破壞地球上人類的未來。
- 任務驅動的創新：快速轉型需要經濟動力。在過去的一百年，政府一直處於資助轉型創新的最前沿。這次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巨大挑戰，將需要研究人員、政府和企業共同攜手，針對全球的永續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合作。
- 教育：各年齡層的教育應特別強調證據、科學方法和科學共識，以確保未來人口具有推動政治和經濟變革的必要基礎。大學應立即將行星管理的概念納入所有課程中，這也是非常迫切的需求。在這個轉變的、動盪不安的世紀，我們必須在終身學習及依據事實的世界觀中投資教育。
- 資訊技術：特殊利益團體和高度偏見（擁護黨派）的媒體可以放大錯誤資訊，並透過社交媒體和其它數位通訊方式加速其傳播。這些技術常常被利用來打擊社會共識，使其削弱公眾信任。因此，我們必須緊急採取行動，阻止製造錯誤資訊的技術產業化，反之應儘速找到服務永續的未來全球通訊系統。
- 金融和商業：投資者和公司必須採用材料再循環和再生原則，並對所有全球自然公產和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用科學知識為基礎來設定取用目標。對於經濟上、環境上以及社會作為上所衍生的影響，都應合理定價。
- 科學合作：我們必須有更多的投資在科研機構的國際網絡鏈結，以便促成持續性的全球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以及包含地域性、原生性、傳統性的新興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的多樣性永續科學研究合作。
- 知識：這一次的全球疫情已對決策者及大眾展現了基礎研究的價值，因此可知承諾持續性投資基礎研究確有其必要性。此外，在科學知識的流通方面，我們必須開發新的經營模式，以使其可以免費共享。
結論
全球永續提供了人類安全、公平、健康和進步的唯一可行途徑。人類對於積極管理地球這個星球的挑戰與機會雖然較晚覺醒，但是我們已開始面對。在與當前高漲的發展需求競賽中，以科學依據的長期決策制定始終處於不利的地位。政治家和科學家們必須在現今人類世中（1950 之後）共同努力，以消弭專業科學證據、短期政治波動、以及在這個星球上所有生命生存之間的障礙。人類長期發展的潛力取決於我們今日珍視我們共同未來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終究應該更加重視人類社會與地球生物圈的韌性強化。
簽署
Brian Schmid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illiam E. Moerner,* Stanford University
Linda Buck,*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Diana Liverman, University of Arizona
Elizabeth H. Blackb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Thomas Lovejoy,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Deliang Chen, Gothenburg University
Peter Agre,* John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Klaus von Klitzing,* Max Planck Institute
Göran Hansson, KVA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Stephen R. Carpen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Frances Arnold,* Caltech
Charles Rice,*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Simon Levin, Princeton University
Oliver Hart,* Harvard University
Lisen Schultz,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Magdalena Skipper, Nature
Eric Lambin, Stanford University
Joern Fischer, Leuphana University
Frank Geels, Manchester University
Henrik Österblom,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Jacques Dubochet,* Lausanne University
Gary Hoover, Tulane University
Karen Seto, Yale University
Rainer Weiss,* MIT
Johan Rockström,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Holger Hoff,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Carl Folke,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and Beijer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Owen Gaffney,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Stockholm ResilienceCentre
Joseph Stiglitz,* Columbia University
Sir Richard Roberts,* New England Biolabs
Sir Paul Nurse,* The Francis Crick Institute
Yuan T. Lee,* Academia Sinica
John Schellnhuber,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Jennifer Doud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tin Chalfie,* Columbia University
Aaron Ciechanover,* Technion Israel Institue of Technology
Joachim Frank,* Columbia University
Avram Hershko,*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oald Hoffmann,* Cornell University
Michael Levitt,*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ley Whittingham,* Binghamton University
Paul R. Milgrom,* Stanford University
Edmund S. Phelps,* Columbi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rancoise Barre-Sinoussi,* Institut Pasteur
Andrew Fire,* Stanford University
Carol Grei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Jeffrey Hall,* Brandei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ine
Michael Hough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Tim Hunt,* 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University
Michael Rosbash,* Brandeis University,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Jack Szostak,*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Eric Wieschaus,* Princeton University
Oscar Arias Sanchez,* Nobel Peace Prize 1987
Barry Barish,*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ldon Glashow,*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David Gro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Takaaki Kajita,* Tokyo University
John Math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re
Arthur McDonald,* Queen’s University
William D. Phillip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Technology
H. David Politzer,*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onna Strickland,*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rl E. Wieman,* Stanford University
Paul Berg,* Stanford University
Robert Curl Jr.,* Rice University
Gerhard Ertl,* Fritz-Haber-Institute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
Dudley Herschbach,* Harvard University, Texas A&M University
Robert Huber,* Max Planck Institute
Tomas Lindahl,* Francis Crick Institute
Roderick MacKinnon,*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Hartmut Michel,* Max Planck Institute
Jean-Pierre Sauvag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Richard Schrock,* Massachusse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eorge Smith,*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ir John Walke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inn Kyd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lfriede Jelinek,*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4
Alice Munro,*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3
Wole Soyink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6
Mario Capecchi,* University of Utah
Leland Hartwell,*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asuku Honjo,* Kyoto University
Louis Ignarr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William Kaelin J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oward Huges Medical Institute
Barry Marshall,*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John O'Keef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Gregg Semenza,*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J. Robin Warren,* Royal Perth Hospital
Torsten Wiesel,*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Mairead Corrigan-Maguire,* Nobel Peace Prize 1976
Shirin Ebadi,* Nobel Peace Prize 2003
Mohamed ElBaradei,* Nobel Peace Prize 2005
Jose Ramos-Horta,* Nobel Peace Prize 1996
Jody Williams,* Nobel Peace Prize 1997
Jerome Friedma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rge Haroche,* College de France
Brian Josephs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ichel Mayor,* University of Geneva
Gerard Mouro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orst Stormer,* Columbia University
Daniel C. Tsui,* Princeton University
Carl Wieman,* Stanford University
Robert Woodrow Wilson,*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Hamilton Smith,* J. Craig Venter Institute
David Wineland,* University of Oreg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Bengt Holmstro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omas Cech,*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Brian Kobilka,* Stanford University
Harvey Alter,*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illiam Campbell,* Drew University
Johann Deisenhofer,*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Peter C. Dohert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J. Michael Bisho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Juan Manuel Santos,* Nobel Peace Prize 2016
Tawakkol Karman,* Nobel Peace Prize 2011
Georg Bednorz,* IBM Zurich Research Laboratory
Sir Partha Dasgupt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 Stuart Chapin III, University of Alaska
Victor Galaz,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
Marten Scheffer, Wageningen University
Eric Maskin,* Harvard University
Sir Fraser Stoddar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ohn Hall,* University of Colorado
Michèle Lamont, Harvard University
Muhammad Yunus,* Nobel Peace Prize 2006
Brian Walker, CSIRO, Australia
Will Steffe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Gretchen C. Daily, Stanford University
*Nobel Laureates
（連署名單更新至 2021.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