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鉅變新視界電子報編輯室
資本主義對單線開發主義的信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貨幣貶值或宣示重啟核能應用等例子，就是僅追求經濟成長率的例子。而我們國人所常常提到的「經濟發展」，也常常是「開發主義思維」，希望將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或是我們的人力資本，都盡可能的榨取出最高的產值，無止境追求邊際效益的代價，卻是忽略一個國家與社會賴以生存與穩定的基本價值，如公平正義、環境永續、身體健康等等。
在這種被化約為單線的「目的理性」思維下，主政者在民主制度中，對於沒有投票權、沒有發言權或是無法進入民主決策體制內的少數族群，讓他們承受了最大的風險，卻不公平地分配到最少的利益。
舉例來說，八八風災時的小林村事件，許多學者為了解決南部經濟發展及飲用水問題，提出越域引水工程的建造計畫，其中所造成的土石鬆動等環境問題，卻是由小林村居民來概括承受，小林村村民承擔了環境風險，卻沒有在越域引水工程中獲得相對應的利益。又例如在民主決策體制中無法被納入的「世代正義問題」，來不及參與決策的後代子孫，被他們還不了解的年金改革犧牲，一出生就必須承受勞保年金經營不善，保費逐年調高的後果。
勞保基金財務的危機：聯合報整理自勞保局資料製表，該圖說明勞保基金的費率走勢以及累計餘額之縮減，顯現勞保基金面臨破產危機。
政治結構與責任的模糊化：
民主政治是任期制，以總統為例是四年一任，最多可連任一次，總共八年。然而許多政策的影響性確實非常深遠的，例如臺灣吵鬧了將近20年的核四興建問題，這座興建了20年的發電廠，從規劃到興建期間就橫跨八任總統的任期，因此政治責任的歸屬也逐漸分散。另外，由於政府龐大的科層組織以及分工體系，對應現在需要跨科際、跨部會的繁雜事務，要如何進行有效的風險治理？甚至是決策完成後，由於無法確定政治責任的歸屬，導致權與責之間無法緊密地掛勾，所以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責任政治原則也陷入無法落實的局面。
科技發展與專家政治，被獨占的決策權限：
現代科技技術涉及各種事務，一般民眾很難具有專業來判斷高技術門檻的事務，例如食品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傷害、電磁波對人體的傷害等等，往往將判斷責任交由給某一群科學專家，形成「科技代議士」的狀況。然而，現代事務在科技技術快速發展的推波助瀾之下，科學證據日漸複雜化，在科學社群之間，也會發生基於不同立場不同研究結論的衝突意見，導致主政者或利益團體能夠攫取對於特定目的有利的科學知識，或是選擇特定立場的科學意見，來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因此，相同的風險事件上，經常看到政府與民間團體各說各話，各自持有不同的科學證據或科學專家來說明同一件事。
不對稱的風險分配邏輯：
現代許多政策的推行，承受風險的族群與從中獲利的族群往往無法達到平等。以近期頻繁發生的跨國境污染問題為例，從中國的黑心食品輸入、美國的瘦肉精牛肉、到空氣中懸浮微粒PM2.5的空汙問題，或是全球暖化造成的北極冰棚溶解，都是一個族群所製造出的風險，由另一個族群來承受問題；像是先進國家將高污染、高耗能工業，轉移到相對落後的國家，再將產出成品銷回先進國家，最後先進國家再以匯率、國債的方式，奪取相對落後國家的工作成果。不對稱的風險分配不僅存在國家與國家間，也存在於城市與鄉鎮差距間、世代與世代之間，像是年金改革法案也是有世代正義的爭議。
充滿危機的現代，信任結構的瓦解：
我們每天從起床後所接觸到的每一件生活上的事情，背後都隱含著信任的基礎，刷牙是否信賴牙膏的製程？買早餐是否信任早餐店的衛生水準以及食材背後代表的龐大食品生產體系？搭乘交通運輸、消費購物、電子商務等等，其實信任的問題無所不在，差異在於我們有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微妙信任關係與風險問題。當科技技術的發展十分迅速時，快速到我們無法信服於任何一位專家的科學證據，或是政府所提出的官方說法沒辦法取得社會大眾信任的話，民眾將會對社會制度與整個體系產生信任的危機，從而轉為比較獨善其身的消極態度，造成整個社會制度與經濟體系面臨全面性崩解的局面。
食品安全對產業造成的影響：聯合報採訪資料整理製表，該圖表列出三起食安事件與其對產業造成的影想與損失
（詳細新聞內容：2013/06/04食品安全風暴影響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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