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國際一般認知的指標，老年人口總數達全國總人數總人口數百分之七以上，稱為「高齡化社會」。台灣在1993年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高齡化指標，在去年2013年，台灣的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1.5%，但依照經建會（2012）所做的老年人口的預估，2025年老年人口會達到20%。在2040年老年人口會達到全國人口的30%，而在2060年老年人口會達到全國人口的39.4%。
雖然我國並非高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但卻是高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表1顯示我國高齡人口倍化的年數，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速度要來的快，其他歐美國家的高齡人口由7％～14％，也許需要花費60～100年，而台灣只需花25年就達到倍化年數。而高齡人口由10％上升到20％，台灣的倍化年數更短，其他歐美先進國家，需要花40至80年的速度，而台灣僅需花19年就可以達到高齡人口達20％的倍化年數。由此可知，我國必須更早因應高齡人口所帶來的衝擊。人口老化加劇，凸顯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支持家庭照顧機制、老人經濟安全、友善高齡者居住與交通運輸及人口老化終身學習等問題外，並將加重扶養負擔，對整體社會生產力產生衝擊。老化倍化年數的減少對社會福利來說無疑是一種風險，尤其代表著在計算社會保險時更難預估保費的代間負擔公平性；因為在退休金及全民健保方面通常採取部分提存制，在德國甚至只保留少部分的提存金額，意味著由這一代的年輕人負擔目前退休老人的年金及健康支出，若是在一個人口結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將會使保險的精算相對困難。
表1：主要國家到達65歲以上人口比率之年次
資料來源：聯合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經建會「中華民國2012年至2060年人口推計」，101年8月。
隨著高齡化的趨勢，也可能會增加我國青壯年人口的負擔；在戰後我國的扶養比逐年下降，2013年我國的扶養比為34.9％，在2012、2013年將是扶養比的最低點。根據人口的推估的結果，之後扶養比將會逐年快速的上升，在2025年扶養比會達到47.8％，2040年年扶養比會達到69.8％，2060年扶養比將會高達97.1％。過去台灣是以扶幼比為主的年代，在1956年我國扶幼比達81.82％，1980年到達50.52％，2012年為19.72％。未來扶幼比基本上維持在同樣的幅度，但是扶老比在1956年時僅為4.55％，2012年達15.03％，但之後就一路上升，預計到2060年扶老比將會達77.7％。可見未來工作人口的主要負擔將會是老年人口，如何達到世代之間的公平性將是未來重要的議題。
由我國未來總人口數的趨勢看來，臺灣的總人口數將會持續的增加。目前我國人口數處於較低點的情形，未來隨著人口數的增加，我國會面臨人口密度增加的問題，我國人口密度之高可能僅次於孟加拉，對社會的影響則包括：空間擁擠的成本及環境保護的壓力，還有居住品質的下降等。此外，目前國人在照顧無自主能力老人的主要人力是依賴外籍看護工，在亞洲國家中居冠，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輸出看護工的東南亞國家，本身經濟也在快速上升中，未來他們是否還願意大量輸出看護工的勞動力?此會影響我國高齡化社會的照顧人力規劃。
就長程趨勢觀察，臺灣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則逐漸萎縮，過去傳統養兒防老觀念，僅由個別家庭來承擔老人照顧責任，勢必面臨改變；我國老人的經濟來源過去以子女奉養者為最多，因此子女數下降會使得家庭內代間資源移轉受限制；且因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雙重影響，透過個別家庭以子女奉養供輸為主的「私人移轉」，勢必愈難承擔起老人經濟保障的責任，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
針對我國面臨高齡化的衝擊，許多研究多半是由負面觀點看待高齡化社會，然而這些隱憂其實都落入同樣的迷思。首先，我們必須變更所謂「高齡」的定義，過去以65歲為高齡人口的定義可以重新討論；依撤退理論而言，65歲以上意味著從勞動力市場及社會活動中退出，但現今老人在65歲時的身心狀況仍然健康，目前的老化可能要往後延10-20歲才會真正進入失去自主能力的階段。其次，這一代的中老年人其實是在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年代成長，擁有的資產可能比這一代年輕人來得多；因此，這一代65歲以上老年人會變成年輕世代的依賴人口？抑或年輕世代反而需要依賴這一代中老年人的資產？
綜觀前述的分析，我國未來將會面臨人口結構的快速變遷，對於原本的家庭及社會系統產生衝擊，尤其是過去我國依賴家庭提供各項照顧及福利的福利國家模式。隨著扶養比的改變，以及年輕人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業風險的增加，將會迫使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協助及支持家庭能夠持續照顧的責任。目前我國的政策中，還是以支持中低收入以下家庭的扶養責任為主，未來也應更重視雙薪家庭在照顧責任上的重要性。在老人照顧系統的公共政策支持中，未來也應更重視給予家庭照顧者及雇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支持。換言之，過去照顧責任的私有化在未來可能面臨公共化與集體負擔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