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人類生活與發展的自然基礎持續提高關注下，德國聯邦政府於1992年4月－里約地球高峰會之前－成立「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WBGU），作為瞭解人類活動干預自然環境與氣候變遷在全球尺度上之確切情形的獨立科學諮詢機構。其成立的宗旨在於描述文明發展與全球環境間的複雜因果關係，並提供跨學科的科學實證指引，協助聯邦政府以及歐盟環境部門能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決策。而針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的不可逆危害，尚須能夠指認出預防性選項（precautionary options）[註1]。
根據WBGU委員會組織規則第3條規定，[註2]WBGU由9位具有特殊領域專業知識的成員所組成，經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聯邦環境部（BMUB）共同任命產生，任期四年得連任。其首任（1992-1994）[註3]主席Hartmut Graßl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對全球暖化提出警訊，是氣候變遷研究的泰斗，同時也是德國國會第12次「調查委員會」－「為保護地球大氣而準備」（Vorsorge zum Schutz der Erdatmosphäre, 1987-1995）的18位成員之一。[註4]而自2009年以來即擔任主席的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亦是「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熟面孔，顯見WBGU的意見不論在德國國內或是國際之間都有一定的份量。
委員會另設有包含6名科學專家與4名行政人員之秘書處，並置秘書長一人，負責處理日常庶務，現任秘書長為Inge Paulini女士。其營運之經費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聯邦環境部分攤。
WBGU的歷年報告主題
依照組織規則第2條規定，WBGU須於隔年的10月向聯邦政府提出全球環境變遷及其影響的最新情況報告，報告書中以全球環境現狀與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為經，以地球高峰會中由178個政府通過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為緯，對國際環境行動方案提出建議，並呈現出在研究及行動上仍待加強的領域。WBGU首份報告（1993）中對地球系統進行一個全觀的分析，說明大氣、水圈、土壤、生物圈及人類活動之間複雜交錯的問題，並建立評估人類活動影響的分析基礎。
後續的數份報告則個別聚焦在土壤、水資源、生物圈等個別領域的探討（WBGU，1994，1997，1999），以及為特定的全球變遷研究領域提供指引（WBGU，1996），或對當今全球環境治理擬定具體的行動策略（WBGU，1995，1998）。其所構想的全球環境問題解決方式，不脫國內社會條件（societal conditions）及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這兩條並行不悖的途徑：前者指涉國民的環境意識、政府決策機制及政策工具等；後者則包含各國簽署的國際公約、協定與指令。2000年後，則開始倡議國際環境建制與組織的重組，以符合全球「轉型」的需要，並在能源與土地利用等領域上強調「永續性」的概念，以補充自1993年首份報告以來就未有足夠篇幅得以深究的「永續發展」議題（WBGU, 2000, 2003, 2008）。
「變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
而為了2012年6月於巴西里約舉辦之「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CSD；又稱為Rio＋20）所準備的2011年年度報告－《變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眼看全球排碳路徑就要超出行星護欄（planetary guard rails）所允許的額度，遂疾呼在能源系統、都市發展，以及土地利用等三個領域進行系統性轉型，期能及時邁入低碳、永續的社會（WBGU, 2011），可謂集前述研究之大成的年度報告。
報告開宗明義地道出人類迄今的碳基經濟模式已危及地球生態與氣候系統的穩定，將對後世子孫帶來不可逆的嚴重後果。如何發展出長期導向的管制架構、確保在地球生態界限的考量下實現繁榮、民主與安全，遂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這場邁向永續社會的「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或稱「大轉型」），其規模與影響堪比人類歷史上的新石器革命與工業革命，惟不同的是，「國家」（state）必須積極主動地在緊湊的時間內設定轉型的優先順序，同時增加公民參與的管道，以賦予經濟產業、科學技術等轉型關鍵因素所應具備的正當性（legitimacy）（圖1）－即形成一個奠基於個人、公民社會、國家、國際社群之共同責任上的新社會契約，將「關注的文化」、「參與的文化」，以及「對未來世代負有義務的文化」整合在其中[註5]。
圖1 WBGU所擘劃的轉型基礎：新社會契約
資料來源：參照WBGU，2011：274─275。
在策略上，該報告認為人類已具備全面減碳（decarbonization）的技術潛力，問題在於如何克服制度及經濟上的路徑依賴，以及眾多的否決者和利益結構。對此，除了聚焦在三個轉型領域，WBGU（2011）也提倡結合不同層次的措施，透過「多重變革的共時性」（concurrency of multiple change）來創造足夠的社會動力（圖2）。從變革行動者，到國家，再到國際社會，皆必須在這十年內展開有效的氣候變遷反制行動。為了加快全球轉型的步伐，其提供了具有綜效的10項政策叢束（bundles）[註6]， 這些多中心（polycentric）的轉型策略，能在形成地緣上的次全球聯盟、建立轉型誘因結構，及克服轉型障礙上發揮功效。此外，報告中亦提醒，在核廢料最終處置以及核災風險未解決之前，擴大再生能源使用才是減碳策略的核心。
圖2 轉型的時序動態與行動層次
資料來源：參照WBGU，2011：269。
可惜的是，雖然聯合國環境部門的多位高級主管皆大力推崇WBGU對全球環境治理的貢獻[註7]，但Rio＋20大會的結果卻讓WBGU大失所望。WBGU主席Schellnhuber便批評這是一場雜音遠多過於問題解決的會議，所展現出的誠意反而不及20年前的地球高峰會，最後通過的〈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文件亦無拘束力及開創性可言[註8]。 由於適逢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因素，從這裡或可看出各國政府仍將經濟發展視為優先於環保價值的政治保證。儘管如此，Rio＋20會議的兩大主軸及七個優先關注領域[註9]，顯然仍呼應了WBGU歷年的報告主題與倡議內容。關於三次地球高峰會之回顧，請參考洪俊智〈歷屆地球高峰會及臺灣的參與情況〉。
2015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COP 21）通過《巴黎協議》，將於2020年取代京都議定書，加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內容。其課予簽署國義務的做法也大致獲得WBGU的肯定，尤其是將行星護欄調整為努力達成工業革命前水準的1.5℃以內，亦是WBGU（2011）所強調的重點。另外，隨著地方政府自Rio＋20以來參與形式的彈性化，以及日趨重要的次國家體系角色（林子倫、李宜卿，2012），WBGU最新的年度報告（2016）即在探討如何釋放城市的轉型能量，期能為全球的永續發展治理，提供新的可能。而對於台灣地方政府在COP 21的參與角色有興趣者，可另參王奕陽〈地方縣市政府與COP 21〉。
「變遷中的世界」特刊系列文章：
「變遷中的世界」特刊簡介
系列之一：認識WBGU
系列之二：全球氣候變遷調適在臺灣－對脆弱性與韌性的重視
系列之三：歷屆地球高峰會與臺灣的參與情況
系列之四：地方縣市政府與COP21
系列之五：從京都到巴黎－看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承諾趨勢
系列之六：先產業後綠能?簡評新政府的綠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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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3)原任期為1992.06.01-1996.06.30，但Graßl於1994年又被任命為「世界氣候研究計畫」（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的執行長，故1994年後由Horst Zimmermann與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分別擔任正、副主席。 (4)德國國會調查委員會（Enquete-Kommissionen）係針對範圍廣泛、具有重要意義之宏觀性問題之立法準備所設立的委員會，其成員由國會議員與外部專家學者各半組成，並反映國會政黨席次比例。藉由蒐集資訊、小組辯論所得出的結論報告，最後作為立法之依據。其用意在於平衡立法權相對於行政權較為不足的專業知識，1971年迄今已有27次的調查委員會。 歷次調查委員會列表（德語）。 (5)關注的文化（culture of attentiveness），係指要產生生態責任感；參與的文化（culture of participation），係指民主責任；對未來世代負有義務的文化（culture of obligation towards future generations），則指未來責任。參考WBGU, 2011: 265-266。 (6)包括「改善國家的參與機會」、「優化全球碳價格」、「推廣歐洲共同能源政策」、「以躉購制度加速再生能源在全球尺度的擴張」、「促進開發中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永續能源供給服務」、「將全球快速都市化導向永續」、「提倡氣候友善的土地利用」、「鼓勵並加速對低碳未來的投資」、「加強國際氣候及能源政策」，及「追求國際合作模式的革新」。參考WBGU, 2011: 278-318。 (9)Rio+20的兩大主軸為「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下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及「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七個優先領域為就業、能源、永續城市、糧食安全與永續農業、水資源、海洋、災難準備等。參考林子倫、李宜卿（2012）。 |
參考文獻
- 林子倫、李宜卿（2012）。〈後Rio+20永續發展治理機制的方向與挑戰〉，《看守台灣季刊》3：10-19。
- WBGU (1993). World in Transition: Basic Structure of Global Peopl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Bonn: Economica.
- WBGU (1994). World in transition: the threat to soils. Bonn: Economica.
- WBGU (1995). World in Transition: Ways Towa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Solutions. Berlin: Springer.
- WBGU (1996). World in Transition: The Research Challenge. Berlin: Springer.
- WBGU (1997). World in Transition: Ways Toward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reshwater Resources. Berlin: Springe.
- WBGU (1998). World in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Berlin: Springer.
- WBGU (1999). World in Transition: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he Biosphere. London: Earthscan.
- WBGU (2000). World in Transition 2: New Structure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London: Earthscan.
- WBGU (2003). World in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s. London: Earthscan.
- WBGU (2008). World in Transition: Future Bioenergy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London: Earthscan.
- WBGU (2011). World in Transition: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 Berlin: WBGU.
- WBGU (2016). Humanity on the move: Unlock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cities. Summary. Berlin: WB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