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能源發展在國際上為勢在必行的主流趨勢,國內學術研究單位對於國外案例分析亦多如繁星。然而自2000年開始的鼓勵政策至今,再生能源在推動過程仍面臨強烈地方抗議聲浪。主管機關、環團、公司行號及支持者縱使投注許多人力、時間進行溝通與釋疑,但質疑仍反覆出現,在政治操作下更深化對立的立場。本文以太陽光電為例,說明經常被舉出批評的論點,並嘗試釐清質疑背後的原因。期以穩健踏實的積累,在能源教育普及與理性溝通能力提升後,能真正在各地開花結果。
去年底因為經濟部能源局公聽會「崩潰式」的躉購費率提案,造成光電業者、離岸風電業者紛紛聯合發表聲明,甚至以公開中止在台合作事項等方式表示異議。直至今年一月底最終費率出爐,費率及計價方式趨近於以往的變動幅度,才緩和這一場再生能源市場騷動。
若跳脫同業的「同溫層」來看,再生能源業者與中央主管機關之間的拉鋸,外界只知道每年歲末上演一回,至於再生能源躉購制度是什麼、為何擇定這些特定類別的再生能源、各種發電形式的優劣、中長期發電結構之政策目標是如何規劃,還有推動再生能源後,會對民生經濟及整體環境帶來何種程度改變等等,對這一套思維脈絡,似乎不曾仔細爬梳;閱聽人多半是從媒體報章上被動接收政策方針的宣告,麻痺地看著選舉及對立政黨反覆煎煮炸烤這一點變革生機,或者直到在生活周遭發現赫然矗立的發電設備時,才在工作或環境權相對被剝奪的痛苦與不信任之下,組織在地力量進行抗爭。
對於從業人員而言,2016年政府設下再生能源推動的策略目標,固然是一劑強心針,但實際投入並走到地方,才發現溝通作業從未落實;若再加上具有既定政治立場的媒體渲染、引導輿論,所謂建構分散式的潔淨能源發電,倒像是一場綴滿鮮花的鴻門宴。
「再生能源有助於人類及環境永續發展」,原以為近乎是本能的價值判斷,為什麼到後來會成為反壓迫者攻訐的標靶、權力鬥爭的工具?是技術本身有無法克服的問題,還是在實施過程哪一環節出了差錯?
以太陽光電來說,經常由抗議者提出的論點有:電磁波、噪音、土壤及廢水重金屬污染、損毀廢棄設備無法回收、大規模地面型光電危害生物棲地、與農漁民爭地致工作權受衝擊等。後兩者涉及土地的多目標利用,主要是因為衡平地方發展與環境永續的縣市級國土計畫尚未施行。另一方面,業者繳交回饋金給中央主管機關後,分配縣市政府雖有一定比例,但有多少下放到鄉鎮村里用於協調、補償及推廣,似乎不存在明確的調和機制。所以中央在盤點可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潛在範圍、排除列管的國家級保護領域以及其他特定目的用途土地後,旋即在各地推動建置;真正需要長時間醞釀的能源社區,包含資訊蒐集、多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參與規劃及建立合作夥伴等複雜細緻的前置作業,卻聊以用說明會取代。未來的圖像還沒開始勾勒,生活周遭的土地就已經被劃定為光電發展區,不得不及早搶進的發電業者,只能在第一線與堅守立場的環團、一頭霧水的農漁民摩擦碰撞。類似的土地使用紛爭,在整體規畫方針未確立前,可能會一再發生。
至於其他像電磁波、噪音、重金屬釋出、回收等問題,一般民眾對於政策支持特定產業的合理性及安全性感到好奇、困惑很正常,而問題的存在也能夠促進不同背景的人員互相交流。但以一個全世界都已經發展數十年的成熟技術來說,若經反覆解釋、問題仍反覆出現,此時「質疑」本身已不在於「尋求解答」,而是基於科學教育未能跟進技術發展、思辨能力未能妥善培養,加上閱聽習慣的改變等因素,深入探討能力有限,導致心理上產生偏執及不信任。如此,即難以透過平等溝通取得共識。
詳言之,我國政府早在2000年,即以設備補貼的方式鼓勵民眾自主建置太陽光電,草算已歷經18年時間。在這18年期間,能源普及教育的施展情形如何?學術機構培育出多少專業人才?社會上成立多少公民組織協助解惑及推廣?中堅力量的薄弱,使民眾對於太陽光電仍多半停留在表面的想像,無法解除心中的警戒。
除此之外,現代網路資訊發達,面對大數據資料庫,關鍵不在於資訊是否公開透明,而是大家是否有意願去接觸、有能力來篩選。例如電源線之電磁波對人體安全的影響、基樁重金屬是否釋出污染土地及水域,相關學術研究文獻不甚枚舉;組件回收在歐美已有成熟的商業模式,由製造端產業鏈成立同盟來負責拆解回收,我國能源局除在今年躉購費率中,開始向業者收取每瓩新台幣1000元作為回收基金,另一方面也請光電產業協會及系統公會規劃循環經濟之運轉模式。
即便資訊流通,大多數情況是人們傾向請教過去生活經驗中的權威,然後選擇自己要相信誰。因為思辨是需要敘明論點、蒐集足夠佐證資料並經過價值的取捨判斷,過程是辛苦的,一般人的心力是極為有限的,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相對簡便輕鬆的方式,來嘗試釐清陌生議題的全貌。同時,資訊傳播媒介快速變革,逐漸從書本報章改換到影片圖像、一個平台改換到另一平台,資訊的斷片性使我們社會的閱聽習慣不再是嚴謹的邏輯爬梳,冀求在短時間內能用直觀加以判斷。以上種種因素,使我們解讀原始資料的能力逐漸萎靡,習慣先選定立場、再看懶人包,也就是用他人篩選後的片面資訊,來形塑自己理解事情的觀點。尤其臺灣的政治生態,特別喜歡激化群眾的對立,太陽光電在搖擺的政治操作及不斷深化對立的輿論環境下尋求發展契機,就像是一葉輕舟,很幸運地揚起風帆,但也不幸地在渦流之中載浮載沉。
追根究柢,太陽光電推動的真正問題,在於知識普及與理性溝通,現階段來看,似乎仍有困難。但是,紛爭帶來社會關注,也會在各地方引發討論;在最混亂的時間點,也是有志者釐清利害關係人觀點及利益結構的最好時刻。只要以永續共存為指標,保持開闊誠懇的心態,同時詳實累積環境背景資料,在關鍵時刻,先前的努力就能夠開花結果。
綠能達人來帶路:
陳坤宏
天泰能源董事長
還記得1997年在國立清華大學念研究所時,實驗室來了一位博士後研究員Victor。 他來自遙遠的白羅斯,在臺灣的一年期間,無論寒暑,我總是見他穿著一件黄色短 袖花襯衫。起初問他為何來臺灣當研究員,他總回答因為薪水高,在臺灣一個月的 薪水超過他在白羅斯一年的所得。
當Victor一年研究屆滿前,他央求我帶他去看海,Victor答應他兒女要拍一張與海 的合照,因為在他的國家,要能看海是件奢侈的願望。在前往野柳的濱海公路上, 我們經過了在石門鄉十八王公廟旁的核能發電廠。這時Victor才真正跟我說來臺灣 工作的原因,原來是在當年的車諾比核能事故後,因輻射外洩污染,Victor的女兒 不幸罹患了甲狀腺癌,他為了送女兒到德國接受治療而積欠大筆債務,所以必須飛 過大半個地球來到臺灣工作。
而我當年與Victor共同研究的論文題目,正是特殊的太陽能薄膜製程。當年的我, 怎樣也無法料想到20年後,太陽能產業竟然在臺灣捲入了一場與核能存廢相關的爭議。 每每太陽能產業在面對各類擁核人士的批評時,我總是會想起Victor那一整年憂愁 的面容,那種與親人分隔天涯兩端的苦楚,我也是在許多年後被外派到中國工作時 方能品嚐其滋味。相較於核災事故後那種妻離子散之苦,面對當今的擁核人士對綠 能產業的批判,心中或有那種末世反諷的幽默以對了。
從清大畢業後,在等待服役的空檔,我到了墾丁國家公園擔任解說員。1999年的暑 假,開啓了我對生態與環境的認識,當年所認識的朋友,其中像是金磊(鯨豚水下攝影) 、邱靜慧(美濃愛鄉協進會)、生態作家杜虹、余建勳(石虎保育),這些朋友都 將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奉獻給環境生態。在這些好友的身上,我才真正體會到為環境 生態發聲,或是文明社會彰顯正義公平的終極目標。當我們的社會,願意聆聽永遠 無法為自己發聲辯論的生態之聲時,並且透過科普的教育去理解人類文明與生態間 所存的矛盾衝突,然後窮盡洪荒之力去調和衝突,並且理解,這種調和沒有終點, 也沒有標準答案,唯有透過人類對於正義公平的追尋,方能取得平衡。
若問我創立天泰能源所為為何?我會說,人生中有許多變數,但卻有一種註定,就 是當你用最開闊的心胸吞吐,所有的磨難與挑戰,終將帶領自己回到初衷。而創立 天泰能源讓我今日有機會去面對社會對於綠能的諸多疑惑批判,這或許就是為何創 立天泰能源的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