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康多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從「國光停建我GDP恐掉2個百分點」到「核四停建8年GDP少5000億」，再到近期的「高雄石化業若停工 GDP掉0.2百分點」，每當台灣社會因公民團體的倡議或是發生具體的災害事件，試圖去辨識當前經濟運作型態，產生了哪些原本未意識到的外部成本時，政商資本複合體總會拋出上述的數據，試圖抑制社會討論的空間與氛圍。
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世界銀行等組織認為全球在面對失業率高漲、經濟成長停滯、環境壓力遽增等問題時，應拋棄傳統的「先經濟成長，後談環境品質」的「褐色經濟」(brown economy)發展路徑，以「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為核心概念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作為新的發展方向。
具體而言，綠色經濟的實踐，乃是需創造一個使整體社會均意識到，未來收入的提昇以及就業機會的增加，應植基於可達到「降低溫室氣體以及污染物排放量」、「增進能源與資源使用效率」以及「避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服務功能流失」等三大目的的相關經濟活動之投資。2012年於里約舉行的第三次地球高峰會上，綠色經濟成為重要議題，大會決議文也敦促各國研擬相關政策，以達到藉由綠色經濟促進永續發展的目的。
綠色經濟政策綱領的研擬與忽略
台灣方面，2012年9月時，時任行政院長的陳冲責成經建會著手研擬「綠色經濟政策綱領」，而經建會（現國發會）既委託中研院蕭代基老師所主持的研究團隊負責此項工作。截自目前為止，該團隊規劃將依據資本方法（capital method），分就人力資本、人造資本、自然資本、社會資本、制度資本等面向上，提出可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制度變革。相較於過往官方委託的研究團隊，總是將綠色經濟的討論，僅限縮至再生能源等綠色產業出口產值的擴增，此舉已較具宏觀性視野。但遺憾的是，依據近期的發展，此政策綱領落實的最大障礙是官方的短視。
如檢視官方就此次全國能源會議所提供的背景資訊之中，其雖在「國際經貿發展趨勢」以及「我國未來國家發展願景」兩項中均提及了綠色經濟四個字，但其論述的內容，語焉不詳，且分別缺乏脈絡以及政策指引作用。
國發會在「國際經貿發展趨勢」上，指出「聯合國於2008年提出「全球綠色新政」之「綠色經濟倡議」，號召各國提出刺激綠色投資的政策、創造低碳經濟，各主要國家亦相繼修法或擬訂相關政策，以加速推動綠色成長。」但是事實上，蕭代基研究團隊的分析中，已指出「過去各國實際執行的永續發展、綠色經濟發展策略多屬『比較綠色』的治標性策略（greener approach），未重視真正綠色的治本策略（green approach）」。也就是說，韓國綠色成長（green growth）計畫，仍以擁抱提升GDP成長率為重，注重投資、生產、消費、開發、成長，但國發會卻將此列為重要的他山之石。
而在「我國未來國家發展願景」，國發會更是拼湊式的提出「馬總統於 2011 年宣布「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計畫，以「繁榮、和諧、永續的幸福臺灣」為總目標，全力推動「結構調整」、「綠能減碳」等施政主軸，以帶領臺灣邁向綠色經濟。」的話語，不僅無視黃金十年中根本未涵蓋任何綠色經濟概念，對於研擬中的綠色經濟政策綱領隻字未提。
由綠色經濟政策綱領尚未出爐既已遭官方自我邊緣化可知，若欲使台灣可從褐色經濟的泥淖中掙脫，改以綠色經濟為新的經濟範型，絕對無法只仰賴當前執政者所釋放出的些微政策空間，而需開啟更扎實的社會討論。
轉型路徑圖與機會之窗
開啟社會就綠色經濟討論的第一步，乃是需系統性的讓大眾知道現行的褐色經濟模式，付出了多少環境與社會的外部成本。雖然一樁樁的環境與工安災害、勞工權益剝削、土地浮濫徵收事件，均提醒全民的當前的經濟模式並不把人當一回事。但由於長期被餵養GDP成長率作為台灣進不進步、繁不繁榮的唯一指標，致使前述各個事件，難以串接為對整體公共政策的盤點。因此，政府不應以「台灣國民幸福指數續蟬聯亞洲國家之冠」此類自我吹捧式的幸福指數，來做妝點，而需藉由真正「超越GDP」此類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數」，方能讓大眾思考所謂的社會福祉，應同時將GDP所代表的物質繁榮以及環境與社會的外部成本納入考量。
如台灣在2011年時的環境外部成本，估計佔總GDP的3.3％以上，而當年台灣GDP成長率只有4.07％。顯見依循既有褐色經濟模式掙來的經濟成長，將被另外付出的環境外部成本大幅抵消。
而台灣目前既位於此階段，故應以「充分揭露台灣的外部成本」以及「公共政策評估上應將GDP以外的衝擊納入」為倡議目標。進而方可研擬適切的政策，可在不增加環境與社會外部成本之下，謀求適切的經濟成長，開啟所謂的「綠色成長」期。
而在因核電、服貿協定、高雄氣爆等議題，促使台灣社會重新省思能源政策、經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之時，目前就是台灣開展綠色成長期的機會之窗。例如若能在即將召開的全國能源會議中，倡議台灣應以「在維持每年GDP成長率在2%~3%的狀況下，達到用電需求零成長」，作為能源政策的目標，逼使公私部門於預算配置與投資標的，均以能源效率以及再生能源為優先，既可作為台灣邁向綠色成長期的敲門磚。
但是GDP的持續增長，既象徵著消費需求的無限膨脹，而當前技術進步或是各類法規管制能力，在地球的承載極限之下，是無法抑制一個無限成長的經濟體的能資源需求。如英國Surrey大學的Tim Jackson教授，在其知名的<<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一書中，指出，若欲使承載90億人口的地球，能夠達到IPCC所建議的2050年時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80%的目標，並兼顧每年2%的GDP成長，則2050年時的碳密集度（Carbon Intensity，既每產出一單位GDP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需較2007年的技術水準，下降百倍以上。然其指出而這般生產力的大躍進，近乎是技術上的極限。
因此其指出若僅達到經濟成長與環境衝擊之脫勾（Decoupling）的綠色成長期，是無法避免環境危機，因此應揚棄以往追求GDP成長的政策路徑，重新建構一個以溼地與森林等自然資本的復育，以及教育與健康程度等社會資本的累積為主的經濟運行模式，降低GDP所代表人造資本所產生的物質繁榮於整體社會福祉中的占比，方可踏入真正的綠色經濟期。
發展的問題不是政府說了算
馬總統在4月22日地球日，回應環團訴求時，提到「政府研擬『綠色經濟政策綱領』，目的即希望未來政府各部會依此綱領擬訂具體行動計畫，落實推動綠色經濟發展」；而在5/20就職六週年，卻又說「讓『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儘速通過，才能讓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跨出一大步、讓台灣真正成為自由貿易島」。這是2014年的台灣發展的真正矛盾，在規範管制與鬆綁之間，政府假設是可以並行不悖，但事實上卻是互相錯置對抗的。
在資源、能源、環境承載更為險峻的前提下，台灣的出路，本就在前述梳理與分析的褐色成長、綠色成長到綠色經濟的傳型路線圖下，縮短時間，加緊邁進；但我們擔心，政府似乎卻是魚目混珠，以綠色經濟的口號，點綴一些綠色成長的條文，實際在複製或鞏固繼續被「GDP至上」所綁架的「褐色經濟」的運行土壤。
這是一個捍衛台灣現在與未來的博奕，而關鍵就在於社會，要有清清楚清關於各利益相關方的資訊揭露，以及對「發展」充分討論的空間，而不是政府說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