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成員

建構未來社會之願景

建構未來社會之願景

中心主任/周桂田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歐陽瑜 

      一九九0年代延續知識與資訊生產型式、並快速連結各國網絡資訊基礎結構之網絡社會的崛起(Castell 1996),深化經濟、社會、科技等面向的全球化。同時其連結九0年代末基因科技在農業、醫療及製藥的發展,促使人類社會從傳統工業污染的對抗典範,在全球化網絡散播、流通下,進一步延伸為對抗高科技安全不確定性對生態、健康、倫理、社會分配等衝擊的挑戰,並帶人類社會朝向高度無法預見、未意圖後果的科技文明風險典範轉型爭議。

      而二十世紀中末期以來嚴重的工業跨境污染、並造致全球氣候變遷劇烈災變威脅、以及全球新興科技衍生各類科技風險與不確定性等種種「控制革命」(Beniger 1983)的危機,並未改變世界各國治理的典範與模式;各國政府仍沈迷於發達工業與知識經濟社會、新興科技帶來的經濟效益、前瞻競爭思維,對於上述這三類型控制革命危機驅迫人類健康、生態、倫理與社會分配的風險邊際(risk boundary outbreak),仍然大多徘徊在舊的治理與管制觀點。並且,此種隨著各國政治經濟機制運作而擴散的全球化風險文明衝擊,除了巨大的影響經濟社會、社會安全體制的穩固性、生態環境的永續之外,也全盤的挑戰人類健康、倫理、社會風險,並威脅人類生存與社會分配正義的基石,而啟動人類社會無止境、不可逆的鉅變(irreversible great transformation)。

      全球化網絡運動夾雜著世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自由主義政權,不斷的驅動這些發展,特別是科技的演進已經鑲嵌於全球經濟的競爭之上,而形塑當代風險社會新的挑戰。亦即,嵌合於全球經濟、科技、社會之劇烈變遷與轉型,風險的衝擊不但跨越單一領域,也同時變成跨尺度、跨空間、跨疆界(Bulkeley 2005),而需要人們以新的科學與社會科學典範來因應。再說一次,當代無論是會安全體制的崩解、科技風險、疫病傳染、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劇烈氣候變遷、永續經濟發展衝突等,任何一類關涉到整了社會、政治、經濟與管制結構的規劃與調整,都牽涉到跨界的風險規模與治理思維之改變。

      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進程,已經到達一個新的風險文明階段,需要以「世界中心」(cosmic center)層級視野來解決全球災難性的各種威脅。亦即,在全球化網絡連結的快速轉型下,全世界都面對從以經濟發展與成長為主軸的第一現代性,邁向以永續發展、風險治理為主軸的第二現代性的進程中(Beck, 1999),或是從單一領域、國族疆域的發展,邁向整合知識、跨界風險的全球(在地)化發展。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建構知識體系,朝向世界中心層級的權利、價值、制度與治理思維努力。亦即,將知識生產與問題視域拉到「世界主義治理」(cosmopolitan governance)的層次進行解構並揚棄舊社會圖像,重新建構新社會未來願景,方能切中時代的精神(參見圖一)。

      台灣在從過去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工商業社會,轉型到知識社會,所面臨的治理挑戰,解藥並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我們是否看得見本國的知識資本,以及如何將本國現有的知識資本整合起來,找出全球在地化的策略優勢。因為在一個網路連結「平的地球」上,知識與文化就是一種戰爭,強的一方就能夠影響弱的一方。

在這個全世界跨界典範轉移的時代中,台灣要在全球市場中找到策略優勢,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的基礎關鍵,必須先進行知識創新。我們不先改變對於「知識」本體與知識論的認知,從型一科技分工、著重學科內專門知識(mode I society),走向型二跨學科、異質性產學團隊,共創與參與,很難讓我們現有的知識產生綜效,正確地評估在不確定年代產生的新興風險議題與社會成本(mode II society)。並且帶動教育-->人力資源-->產業--經濟政策配套的轉型,帶來整體社會的升級與改變。

面對近幾年越來越快速的全球化風險衝擊,台灣社會面臨鉅變,這些鉅變帶動整個國家在全球、區域與在地社會的重大轉型挑戰,台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從過去關注社會品質和風險社會議題的累積,責無旁貸地體認到在現階段迫切需要,2013年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擴大與深化在社會安全政策、人口政策、食品安全政策、產業政策、環境政策、能源政策與氣候變遷政策上更基礎、紮實與持續的實踐研究關懷,協助台灣社會轉型成永續與創新的知識社會。

在科技與社會共生演化的過程中,當社會已選擇擁抱創新成為一種多元與未知開放性的驅力,風險就成為無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在第二現代性的後工業社會中,必須同步觀照知識經濟與風險治理,以社會建構的方式、協助社會自我組織與反省能力的活化(Gibbons et. al, 1994),可以主動查核與反映出對於可接受風險的回應,並逐漸形成查核與責任的文化與公民社會。

      帶動社會轉型的知識生產必須建立在世界主義治理層級,在型二跨學科、異質性、社會責任與反省的參與式溝通型態上,提供專家知識更多元的來源。我們很需要與我們有相同願景的社會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一起成為變革代理人(change agent),打造未來社會、以提供願景、跨界研究、財務支援、教育訓練帶來改變(making change),重建公民參與、社區治理、永續及民主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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