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桂田 中心主任
氣候變遷驅動下臺灣能源轉型挑戰系列文章（一）
一、能源轉型為世界風險社會運動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一九九〇年代主要工業國啟動再生能源的發展路徑，其主要利基在於尋求先驅的新能源技術與競爭，而僅理念式的推廣綠色能源來因應地區性的環境破壞；然而，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此種理念式的科技創新發展，卻被全球各國越來越劇烈的氣候洪災、乾旱與大規模災害損害所驅迫前進。換句話說，這是人類自身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產生大規模、無法回復的環境污染與災難後果後，所自我對峙、自作自受的風險社會苦境所演變的轉折。而這個轉折正驅迫全人類朝向低碳能源、經濟與社會的轉型，無法逆轉。
能源轉型愈遲滯、怠惰，人類面對的災難將如時間炸彈一般，越晚爆炸威力越大越強。
德國氣候變遷委員會(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WBGU, 2011)指出，近十多年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造成人類日益面對環境、經濟、社會與生存等災難性的崩潰(dramatic collapse)，已經迫使世界各國需要從目前高度浩劫資源、能源密集、高度排碳與污染的產業經濟社會，轉型朝向低能源密集、低碳排放、低污染、資源再循環利用之綠色永續社會發展。
因此，能源轉型重要驅力除了莫過於日益嚴峻的劇烈氣候變遷，其也關涉到全球與內國的經濟模式、消費生產、環境與社會永續，具有全球化下大尺度(large scale)與大空間(large space)之跨界風險(trans-boundary risks)（跨領域、跨疆界、跨學科）問題挑戰。我們需要以整體的角度來思考這個新興的、具有高度風險與機會的人類文明變遷。
二、三螺旋運動+垂直壓力與水平壓力
如果定調能源轉型為全球氣候變遷下世界各國的風險社會（自我）驅迫運動，並且具有大尺度、大空間之跨界特性，那麼，在這個視野之下，我們不能僅以單一問題視角或地域來思考，而是需要有全球化架構下的氣候與能源轉型戰略思維。亦即，無論是全球或各國，需要從單一面向的減碳架構下的能源燃料轉變，同時轉向產業轉型、空污治理轉型之三螺旋運動戰略思維；它們不但是跨界的，也鑲嵌在全球化變遷運動中。並且，在這三個共時發生的螺旋運動中，政府治理除了需要面對國際排碳綠色公約的壓力（垂直壓力），也需要承受內國社會公眾能源民主的呼聲，即要求參與能源決策與轉向新能源的壓力（社會水平壓力）。
事實上，早期歐美國家先行的的能源轉型，比較單純的為人們對核災的抗拒，尤其是1979年美國三浬島核災與1986年烏克蘭車諾比爾核災，促動了民間的行動與變革；而全球暖化與空污並未列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反倒是再生能源作為創新與競爭的先驅技術因素，聯結民間能源民主的壓力，而產生各國程度不一的能源轉型。因此，從反身性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全球與各國之外部與內部壓力所促成驅動能源轉型有程度的不同，端視各個社會的能源政治脈絡與衝突壓力。如歐洲幾個國家在車諾比爾核災事變之後，先後的啟動能源轉型；而其他國家則起步的較緩。我們可以從比較國際再生能源的發展中（圖一），看到這個問題的端倪。尤其，東亞的發展型國家起步的更晚，2013年及2014年臺灣與南韓再生能源佔各全國發電量居於全球主要工業國家的最後兩名，日本若扣掉慣常水力，2014年真正再生能源佔全國發電量比約只有4％，也相對的低。
然而，端視各國內部的能源政治與社會衝突因子的時間已經過去，如上所述，全球各國已經陷入氣候減碳、綠色科技與經濟、甚至空污導致健康風險之三螺旋運動。特別是，東亞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與早先啟動能源轉型的歐美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除了面對綠色經濟轉型的劣勢之外，更須面對大規模、大空間的空污霾害治理壓力與轉型；而後者，為歐美國家先前所沒有的經驗。換句話說，此三螺旋運動對亞洲或後進的國家之挑戰，更甚於歐美國家。
而同時目前，國際間或區域間國家能源轉型的成功或遲滯範例，連帶的影響內國社會的發展；全球經濟模型朝向低碳與新經濟工業4.0的潮流，也迫使內國政府的產業發展決策連動能源耗用問題需要重新調整，並受到社會強健的挑戰。在亞洲，特別是311福島核災與跨境的輻射污染、跨境的PM2.5空污擴散，更使得亞洲國家、社會因為地理、政治文化或產業的親近性，反身的被迫面對、對峙這整個跨界（跨科際、跨境）的永續或不永續社會系統發展問題。
三、低碳社會與經濟時代的來臨
事實上，從人類近代社會變遷的發展經驗而言，當代能源轉型之三螺旋運動已經逐步的滾向全球邁向低碳經濟、產業的大系統轉換。
一九七〇年初後工業社會來臨(Bell 1973)與第三波資訊革命（Toffler 1984）的宣示，展開了新一波的技術與社會變革，而於一九九〇年代中當網際網路鋪展為世界各國重要的國家資訊基礎結構(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啟動了網絡社會的興起（Castells 1998)。而此資訊經濟快速的產業變革，更於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萌芽為數位經濟社會，平板電腦、網路通訊與智慧型手機架構了新的社會消費與行動；並且於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轉向大數據、物聯網與自動化等複合的工業4.0，揭示了不可逆的雲端產業經濟社會的來臨。
相對於資訊社會在短短二十年的變革與成熟，我們必須肯認與準備低碳經濟社會時代即將快速來臨。從時序來看，全球各國於2010年前後為因應國際減碳的壓力已迅速發展再生能源，隨著再生能源技術與市場價格的競爭化，快速的建構新的、去化石燃料的綠色能源社會系統。而新能源技術的拓展、全球大規模的空污擴散壓力，將更加速友善地球、低碳經濟社會的到來。尤其，2015年十二月初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二十一屆締約國大會(COP21)所達成的巴黎協議，揭櫫了化石燃料時代的終結，更將令全球於2025年提前進入到新的低碳文明。後者將隨綠色消費、個人自主、分散多元、物聯網絡擴散、甚至結合個人生產與消費（能源、商品）模式的個人化社會而產生目前無法預測的大變革。
這個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似乎在台灣只被窄化能源類型爭議，若不鉅觀的洞見與掌握人類社會將快速轉換文明的軌道至綠色、低碳社會路徑，將如馬克思(Karl Marx)所言，這個國家被遠遠的拋出歷史轉換的列車之外。
圖一：全球主要國家再生能源佔全國發電量比
資料來源：IE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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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Bell , Daniel 1995(1973)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台北：桂冠。
- Castells, Manuel. 1998, 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出版社。
- Toffler, Alvin 1984 第三波，台北：聯經。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5) KeyWorld_Statistics_2015, OECD/IEA.
- WBGU (2011) World in Transition –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 Germany Advisory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