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玉華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人口的組成、分布與遷徙特性與國家發展、社會福祉密不可分,由於生育仍是影響人口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因此,「少子化」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社會、經濟、甚至擴及政治層面的複雜問題。戰後臺灣社會快速完成生育轉型,曾經有效抒解人口壓力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多數民眾考量內外在條件而傾向晚婚、晚育、少子的行為,整體社會就必須承擔人口急速老化的衝擊。
觀測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可發現不僅政治與經濟風暴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決策。這些對於婚育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實上隱含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與計算。時期總生育率(TFR)易受特定事件、年份的影響而起伏,不易據此推論特定出生世代的完成生育結果。因此,本文利用人口統計資料,針對1950至1995年出生的女性估計世代累積生育率,圖一即顯示臺灣婦女的生育總量確實隨著世代演替而穩定遞減,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則在於不同世代在生育步調的差異。1980年之後的年輕世代雖然晚生育,卻似乎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現象;至於1970-1980年出生的女性,其生育步調不但起步晚、完成生育數量也拖延較長的時間。根據上述資料推估戰後女性出生世代的最終完成生育率,加上相關制度調整、政策陸續上路,或許最低的生育結果可能出現在1970-1980年出生的女性世代。
圖一 1950-1995年出生年次育齡婦女年齡別累積生育數
是否結婚、結婚時間早晚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近年來,很多議論將晚婚、婚姻盛行率下降的現象歸因於高教擴張。然而,取得高等教育學位對於兩性結婚機會的影響顯然大不相同,圖二數據顯示女性晚婚或不婚的比例與大學或以上教育程度有直接關連,但是具有相同高等學歷的同齡男性卻僅顯示晚婚的效應,且自中壯年起即陸續結婚。此外,育兒與教育成本高漲也被視為抑制生育的主因,加上壽命延長後的養老需求,長期而言可能惡化家庭的財務平衡。因應前述困境,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開始提供各類友善家庭政策,然因投入的時點、數量、規模有所差異,對於婚育事件的影響在不同縣市與行政區域間呈現差異效果,加上城市、產業發展導致的人口結構異質化,目前以北部地區微幅增加的生育率較為顯著。
圖二 1960、1965、1970年出生世代年齡別累積結婚率按教育程度分
(上半部:男性資料;下半部:女性資料)
臺灣社會對於近期超低生育率仍束手無策,若參照歐陸、北美等國實施之生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推動的起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相關政策的整體成效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難以掙脫。從理論和實證經驗來說,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化的主因。老化速度快、高齡人口變多,家庭形式、功能與代間支持關係都將隨之轉變。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不同出生世代已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產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與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近年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前述探討之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對於個人而言,傳統家庭可提供的經濟支持功能已逐漸弱化,由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擴大,失業與低所得階層家庭的經濟弱勢更加明顯。伴隨著家庭結構與組成縮小化,縱向與橫向的親屬網絡與關係不但變少,也變得疏離。此外,新型住宅聚落大量興建後,過去往來密切或奠基於親屬網絡的社區組織,對於其中家庭具有的互助與社會支持功能也在改變中。
圖三 2008年與2014年中高齡民眾家庭支持類型之變化
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老化的結果,使得家庭照顧的對象不僅止於兒童,也包括數量日增的高齡人口。利用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附屬之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資料,圖三呈現2008年與2014年之間家庭內部對於日常照顧以及財務支援需求的變化。就日常照顧需求而言,隨著生育率下降與壽命延長,幼年的照顧需求降低,但是老年照顧的需求則逐漸增加,而需要同時照顧幼年與老年家人的三明治世代亦同樣增加。在財務支援方面,整體的趨勢與日常照顧需求相似,相對值得注意的部分則在於隨著生育數下降,需要提供子女或孫子女經濟性支持的比例下降的幅度較大。
兩性平權思維的普及與婦女勞動參與的提昇,使得傳統以婦女作為家庭主要照護人力的安排模式已無法滿足實際的照護需求,引入外籍家庭看護人力、國內照護人力的規劃都是當務之急。因為生育子女數下降,成為獨生子女機會增加,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與家庭、就業型態的改變等,子女幼年期由父母親自教養機會下降,教養方式與社會化的形式也會受到影響。國人對於婚姻與家庭的態度出現轉變,除了單身人口增加,跨國婚姻的比率也隨之升高,部分新住民家庭的經濟弱勢與子女教育問題亟需政策介入與支持。而離婚率升高、單親家庭數量增加、家庭暴力事件頻傳、婚姻與親子家庭關係不穩等問題,則需要擬定相關家庭政策予以因應。雖然現已公布之社會、人口政策大多觸及家庭相關議題,但是卻缺乏以家庭為核心作為規劃主軸的家庭政策。以民國102年修訂之「人口政策白皮書」為例,為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等社會發展趨勢,已提出短、中、長期政策規劃與措施,但是與家庭直接相關者主要見於兩個部分,在「少子女化社會之對策」部分,強調藉由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以及強化兒童保護體系等政策規劃以改變少子女化的困境;另一部份則見於「高齡化社會之對策」,預期透過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藉以滿足高齡人口的照顧需求。目前與家庭有關的政策仍未完全整合,且分由不同的政府部會負責擬定與執行,因此制訂整體家庭政策實為當務之急。
人口特刊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