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品綺 中心兼任助理/臺大資訊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生、郭雅婷 中心研究員/亞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為什麼要做碳定價？

　　氣候變遷已不再僅屬於環境議題，而逐漸演變為影響企業經營績效與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關鍵風險來源。極端氣候事件所引發的供應鏈中斷、能源與原物料價格波動，以及低碳轉型政策的推進，皆可能透過直接與間接途徑，深刻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與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能否有效辨識、衡量並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已成為維持競爭優勢與鞏固投資人信任的核心要素（Feyen et al., 2020; Ginglinger & Moreau, 2023）。

　　隨著全球環境意識的提升，自《京都議定書》至《巴黎協定》，各國政府與企業逐步正視碳排放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問題。過去被視為無成本的排放行為，實際上隱含龐大的環境與社會成本，且長期由整體社會與自然環境承擔。基於污染者付費原則，此類成本應內部化於排放主體之決策之中，而非持續外部化。因此，碳排放亟需被系統性地量化、揭露與定價，並逐步轉化為企業財務架構中可識別之「環境負債」（Wenz Ho, 2026）。在此邏輯架構下，全球各國與企業正積極推動碳定價機制（如碳稅與排放交易制度），藉由價格訊號將氣候風險內嵌於市場運作之中，使企業能夠直接面對碳排放的真實成本，進而引導資源配置朝向低碳與永續發展方向，強化整體氣候治理之效率與效果。

何謂「碳定價」與「碳衝擊」？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之定義，碳定價（carbon pricing）係透過制度性設計，使高碳燃料之消費成本或高碳製程之使用成本，能夠反映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以達成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目標（World Bank, 2025）。其核心在於透過價格訊號，引導企業與市場行為朝向低碳轉型。依據世界銀行之分類，直接碳定價工具主要可區分為以下三類：

一、排放交易體系（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ETS）

　　排放交易體系係採「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機制，主要針對高碳排產業（如電力與重工業部門）。政府首先設定整體溫室氣體排放上限，並分配或拍賣排放許可（allowances）予企業。企業須定期申報實際排放量，若排放超出其持有之配額，則需自市場購買額外許可；反之，若排放低於配額，則可出售剩餘額度或留供未來使用。此機制透過市場交易形成碳價格，兼顧減排效率與經濟彈性。

二、碳稅與碳費（Carbon taxes / fees）

　　碳稅與碳費係透過對碳排放量或燃料碳含量課徵固定價格（稅率或費率），直接提高排放成本。在國際實務上，「碳稅」（carbon tax）與「碳費」（carbon fee）常被交替使用，惟其在制度設計上仍可能存在差異。以台灣為例，碳費係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由環境部徵收，並採專款專用，主要用於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調適相關支出；相對而言，若採碳稅制度，則應由財政主管機關課徵，並納入一般性財政收入，遵循「統收統支」原則，依預算程序統籌分配，不限氣候用途（國泰金控，2023）。此差異反映出環境政策工具與財政工具在制度目標與資金運用上的不同。

三、碳信用機制（Carbon crediting mechanisms）

　　碳信用機制主要運作於排放交易體系之外，允許企業或組織透過自主減量專案產生可驗證之減排量（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經第三方機構認證後，形成碳信用（carbon credits），並可於自願性碳市場（voluntary carbon markets）中交易，供其他企業用以抵銷其碳排放。

　　根據世界銀行《2025年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報告，全球目前已實施超過 80 項碳定價工具，涵蓋約 28% 的溫室氣體排放（約 230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並創造逾千億美元之年度收入，其中以排放交易體系為主要貢獻來源（World Bank, 2025）。此一趨勢顯示，碳定價機制已逐步成為全球氣候治理之核心政策工具。

　　隨著各國持續擴大碳定價制度之涵蓋範圍與價格水準，以邁向淨零排放目標，企業亦面臨日益顯著之財務壓力，包括支付碳費或碳稅、購買排放許可，以及投入資本於低碳技術與設備升級等。上述成本不僅直接影響企業之營運支出，亦可能重塑其成本結構與獲利模式。

　　在此背景下，過去能為企業創造穩定現金流之高碳資產或製程，可能因政策強化、市場偏好轉變及技術替代而出現價值重估，進而導致資產減損、負債增加，甚至提升違約風險。此類由碳價格變動或氣候政策收緊所引發之財務衝擊，學術上稱為「碳價格衝擊」（carbon price shock），或簡稱「碳衝擊」（carbon shock）（Malhotra, 2021; Lamichhane, 2023）。其本質為氣候政策與市場機制交互作用下，對企業財務狀況與風險輪廓所產生之系統性影響。

從「碳衝擊」到企業「違約」——距離違約有多遠？

　　碳價格上升所引致之「碳衝擊」，其影響並不僅止於企業營運成本的增加，更關乎企業整體財務韌性之承受能力（Lamichhane, 2023）。若將企業視為一個風險承擔主體，其應對外部衝擊時，仰賴吸收損失之財務緩衝（financial buffer）。此一概念類似於保險機制：當企業能夠以穩健的現金流、充足的資本結構與良好的資產品質支撐其營運時，即具備較高的抗風險能力；反之，當該財務緩衝逐步遭受侵蝕，企業之償債能力與財務穩定性亦隨之下降，進而逼近潛在違約（還不出債）之臨界點。

　　在國際氣候金融與企業財務文獻中，「違約距離」（Distance to Default, DD）被廣泛用作衡量企業違約風險之核心指標，並用於進一步推導企業之違約機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概念上，違約距離反映企業資產價值相對於債務門檻之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當企業資產價值愈高、波動性愈低，且資本結構愈穩健時，其距離違約門檻愈遠，違約風險亦隨之降低。此一衡量方法源自 Robert C. Merton 於 1974 年提出之 Merton Model，該模型將企業股權視為對企業資產之看漲選擇權，而債權則隱含履約條件；當企業資產價值低於債務水準時，即觸發違約事件。

　　然而，碳衝擊是否會顯著縮短企業之違約距離，學界目前尚未形成共識，主要可歸納為「監管成本」與「監管效益」兩種對立觀點（Wang et al., 2024）。前者主張，碳定價等環境監管措施將提高企業合規成本，進而壓縮其財務緩衝並提高違約風險；後者則認為，適當設計之監管機制可促進企業創新與效率提升，長期反而有助於改善財務體質並降低風險暴露。

　　從「監管成本」觀點出發，既有文獻多指出其影響主要來自三個面向。首先，碳稅、排放交易成本等支出，本質上係將原先由社會承擔之污染外部性內部化至企業，直接推升生產與營運成本，並在短期內壓縮現金流與利潤空間，削弱企業吸收不確定性的能力（Ginglinger & Moreau, 2023）。其次，在淨零轉型逐漸成為全球資本市場共識之下，金融機構與投資人已將氣候風險納入信用評等與投資決策之核心考量；對於高碳排且缺乏明確清晰的減碳路徑與轉型策略之企業，市場往往將其視為「轉型風險暴露落後者」，預期其未來將面臨更高的政策壓力與需求萎縮風險，因而導致其信用評等下降與融資成本上升（Capasso et al., 2020; Herbohn et al., 2019）。最後，為回應碳成本上升與外部融資壓力，企業通常需進行大規模低碳投資（如設備汰換、再生能源導入及技術研發），此類投資多具資本密集與長期回收特性，短期內可能提高資金需求、降低流動性，並增加財務結構調整之壓力，進一步提高不確定性與潛在違約風險（Capasso et al., 2020; Domenichelli, 2023）。

　　相對而言，「監管效益」觀點則可追溯至 Michael E. Porter 於 1990 年代初所提出之 Porter's Hypothesis。該假說指出，傳統分析多從靜態與短期成本角度評估環境管制的影響，因而低估了創新所帶來的動態效益；若環境政策設計得當且具適度嚴格性，將可誘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與流程優化，產生所謂之「創新補償」（innovation offset）效果，此過程不僅有助於企業達成法規遵循，亦可能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附加價值，使企業得以部分甚至完全抵銷合規成本，並在長期創造淨效益（Porter & Linde, 1995）。近年實證研究亦逐步支持此一觀點，例如，中國相關研究發現，相較於低碳企業，高碳排企業在碳監管壓力下，透過推動綠色轉型、降低財務槓桿及強化法規遵循，反而顯著降低其債務違約風險（Wang et al., 2024）；歐洲研究則指出，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對輕工業製造業之環境專利申請具有正向影響，並在財政支持政策配合下，進一步促進能源產業之技術創新與碳減排成效（Scotti et al., 2025）。

　　綜上所述，碳衝擊對企業違約風險之影響，並非單向且線性，而係取決於監管強度、產業特性、企業調適能力與創新回應等多重因素之交互作用，此亦凸顯企業在面對氣候風險時，除被動承擔成本外，更需透過策略性轉型與財務管理，以提升其長期韌性與競爭力。換言之，碳定價對企業違約風險與財務穩定性的淨效果，將取決於企業對政策衝擊之調適能力與策略回應。

總結

　　碳定價不僅是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核心政策工具，更已成為檢視企業財務韌性與低碳轉型能力的重要試金石。透過將碳排放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碳定價機制實質改變企業之成本結構、投資決策與風險輪廓，並進一步影響其長期競爭力與資本市場評價。就台灣而言，目前係以碳費制度作為主要碳定價工具，尚未導入碳稅或完整之排放交易體系，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自 2026 年起由環境部正式對用電大戶徵收碳費，涵蓋鋼鐵、水泥、石化及半導體等關鍵高碳排產業。相較於國際上以市場機制為核心之排放交易體系，台灣現行制度較偏向「費用導向」而非「市場交易」，企業較難透過配額交易進行彈性調整，因而在短期內須直接承擔較為明確且剛性的成本壓力，轉型調適空間相對受限。

　　台灣在現行制度下，碳定價相關規範方才起步，對企業所產生之影響，較可能呈現「監管成本」效果，即透過成本上升壓縮企業利潤與財務緩衝。然而，從長期觀點而言，該制度是否能進一步轉化為「監管效益」，例如促進企業投入再生能源、優化製程效率或強化技術創新，仍有賴後續縱貫性實證研究加以檢驗。

　　依循此脈絡，企業對碳風險之認知與管理能力顯得尤為關鍵。既有研究指出，具備較高碳風險意識之企業，通常能更早進行風險辨識與策略調整，從而有效降低碳衝擊之負面影響（Jung et al., 2018）。因此，台灣企業若欲在淨零轉型浪潮中維持穩健發展，關鍵不僅在於被動遵循政策規範，更在於能否主動將碳風險內嵌於公司治理與經營策略之中，並轉化為驅動創新與提升競爭優勢之契機。總體而言，碳定價所帶來的挑戰，既是壓力亦是轉機，唯有能夠及早建立碳管理能力、強化財務韌性並積極推動低碳轉型之企業，方能在全球永續發展趨勢下，將制度約束轉化為長期價值創造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