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

地方轉型案例-比利時根特氣候保護

文/翁渝婷 中心助理研究員

  透過比利時根特氣候保護做為案例,看城市中策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的角色,並評析其是否適合運用於我國地方能源轉型治理。SNM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與社會變化相關的技術變革,並推動新技術於社會環境中應用。其中,兩個重要的角色-中介(intermediaries)與支援(champions)將支持及連結不同行動者,促使社會創新與轉型(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中介」是指作為為他人創造空間與機會的行動者,尤其是在傳播階段,包括調解、建立聯繫不同的人或事物,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平臺,不僅僅是知識調解人或網絡人員;而「支援」則具有卓越的品質,目標是解決諸如「缺乏資源、缺少聯繫,以及行動者之間缺乏協調與現任行動者的反對」等障礙,特別是在可能抵制創新的情況下。如下圖1所示,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的強大媒介,即是「支援中介」(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較薄弱的媒介則是「非支援中介」(non-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而非連結網絡,但影響力強的媒介,則是「非中介支援」(non-intermediating champion)。

圖1 中介與支援
資料來源: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

一、根特故事脈絡

圖2 根特氣候保護歷程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根特早於1996年加入了氣候聯盟(Climate Alliance),其為一個歐洲城市的網絡,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自1998年起,根特城市展開定期制定環境與能源政策計畫,2007年經環境、城市發展及住宅部門的市議員策動,市議會表達了強烈的企圖心,目標於2050年達氣候中和,為此,至2030年須減少5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Loorbach et al., 2016: 95)。2008年根特建立了有關氣候及能源的政策計畫,市長Daniël Termont於2009年簽署了「歐洲市長公約」,宣告將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過歐盟所設定2020年的減量20%目標(Ghent international, 2015)。直至2010年成立了氣候小組,進行「學習」及「參與」兩方面的策略行動,氣候小組啟動了定量研究,例如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線(baseline)盤點,以及節能項目的減排成本曲線,並努力以較吸引人的方式發布敏感信息,如空拍熱損耗的照片,使公民能夠觀察自己房屋耗能情形(Loorbach et al., 2016: 95)。

  此過程與歐盟西北部永續發展計畫(Interreg IVb)資助的MUSIC(Mitigation in Urban Areas: Solutions for Innovative cities)計畫項目相一致(Roorda et al., 2012),[註1] 亦產生之後的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從一開始,市政府即承認,展現氣候保護的企圖心僅能透過城市所有行為者,採取果斷行動來實現。因此,根特氣候聯盟(Gents Klimaatverbond)於2009年成立,市政府試圖讓公民及企業參與起草的氣候規劃,將草圖推向氣候中和城市發展。此外,2010年,環保部門提出了促進行為者參與的任務,團體基於轉型管理原則進行奪標,支援更有遠見的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實驗(Loorbach et al., 2016: 95)。

  計畫初期,轉型小組是由市政府環保部門的兩名政策官員、兩名合作財團(facilitating consortium)的成員,以及一位轉型管理專家組成,而團隊在此過程中,作為準備及指導轉型會議的作用選擇參與者。儘管他們在氣候轉型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平均每週約一天),但市政府的幕僚們沒有提供太多的支持,對此過程及他們工作的相關性產生懷疑(Loorbach et al., 2016: 96)。在轉型過程中需靈活性,並須適應開放及不可預測的動態,但僅由環境部門負責人及市議員執行與支持,其掌控情形及政治承諾從一開始就有很大的時間壓力,明顯地限制了轉型參與者的共同創造。

二、根特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

  接著,團隊開始進行角色分析,決定誰來提供「系統分析」與選擇場域的參與者,最終核心團隊新增至17人(Loorbach et al., 2016: 97),小組成員包括企業、文化中心、青年工作者、大學、NGOs、港口與城市管理之人員(Roorda et al., 2012)。轉型管理為一治理方法,透過參與式的學習與實驗過程,促進永續發展,而轉型場域即為其變革聯盟,發展不同行為者團體、傳播及採用創新方法,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

  系統分析針對根特的社會、生態與經濟進行評估,並分析趨勢,在未來情境下,提出各領域的問題與城市的亮點(trumps)(Loorbach et al., 2016: 97)。第一場場域會議開放提出初步的氣候問題與觀點,其中諸如能源貧窮及一般公民的福祉等議題;在第二、三場會議上,成員們確定了2050年永續根特的基本原則,例如無車城市、化石燃料的獨立性,以及企業提供回饋給城市及公民等,但一些與會者亦呼籲,因內容較抽象此部分不宜花太多時間。第四場以參與式作為中心,確定了20個轉型途徑朝向三個預想的未來,並建立這些路徑的里程碑及行動。[註2] 第五場會議,旨在確定路線的優先次序,制定期望實現的轉型實驗(Nevens & Roorda, 2014; Loorbach et al., 2016: 97~98)。於第五次會議結束時,政策官員即宣布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但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他們覺得應還需更多時間及精力來繼續,因此確保了進一步的承諾,後續即提出「氣候論壇」(Climate Forum)

三、參與式活動

  2011年底至2012年初,環境部門及會議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想法,並尋找更多角色參與舉辦了「氣候論壇」。此論壇參與者邀請可能為新興轉型實驗做出貢獻的人們,超過100位有志一同的人士席了此次活動(Roorda et al., 2012; Loorbach et al., 2016: 98)。他們依不同特定主題組成八個氣候工作小組(Climate Working Groups),進一步倡議或開發更多的轉型實驗,例如控制造成全球暖化的污水與有機廢物、促進消費者推動市場等(Nevens and Roorda, 2014)。其中消費者推動市場的小組組成胡蘿蔔暴徒(Carrot mob)[註3] 於半年內集合足夠的人員們一起合作,並取得一筆聯邦政府的預算,雖耗時投資,但卻成功地成為當年最龐大的胡蘿蔔暴徒,吸引了938位參與者,並針對具備永續性的措施投資了10,000歐元(Roorda et al., 2012; Nevens and Roorda, 2014; Loorbach et al., 2016: 98)。

  截至2011年底,參與者們將論壇成果彙整成15本「轉型雜誌」(transition magazines),[註4] 目的在於促進城市轉型的視野,而為了針對政客之建言,轉型中的工作與成果由參與者提交給市議會,使2012年底的議會選舉,三個政黨對於氣候措施表現出很高的野心,他們的選舉方案皆包括了具體的想法(Roorda et al., 2012; Loorbach et al., 2016: 99)。轉型團隊確實造成影響,雖然氣候中和的野心,對於政治承諾存在一定的難度,但通過打入政治的論壇,可能會加強政策措施的進一步制定,以及能源與氣候政策預算的大幅增加。

  根特氣候聯盟亦勾勒出城市對於未來永續發展的動機性,為因應2050年根特氣候行動,針對減少汽車空間並增加行人空間,提出了「特洛依自行車」計畫。城市2050年的流動狀況,是由氣候聯盟的25名成員分析弱點、制定未來的永續情境,從而提出根特的通勤與交通問題,並推薦以汽油為基礎的燃料,轉向自行車與電動車(Macdonald, 2014)。另外,還有2015年更新的永續城市交通規劃(2003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Plan, SUMP),以監測與評估提高交通系統的可達性、安全性、永續性與兒童友善性,並促使達成2050年的根特氣候中和。以利益相關者合作作為核心,市政府期望達成通勤的步行率由14%上升至18%、自行車由22%上升至35%、大眾交通工具由9%提高至20%、汽車使用由55%降至27%(Mourey, 2015)。

  為使根特2050年的氣候中和實現,2015年1月26日,根特市議會於批准了2014-2019年根特氣候計劃「永續能源行動計劃(Sustainable Energy Action Plan, SEAP)」。根據此,根特市承諾立法機關將於2015-2018年間投資1.05億歐元用於直接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4000萬歐元的額外預算專門用於間接促成減排的措施,以及達成2019年再生能源供給15%的家庭能源需求之目標等(Ghent international, 2016)。根特氣候保護由市政府開始,延伸至各部會、企業、NGOs及社區,以帶動民眾參與。

四、小結

  根特的氣候保護自2009年「歐洲市長公約」開始,市政府建立了「根特氣候聯盟」。起初政府公務員之配合意願不高,皆是由官員們規劃與滾動,之後逐漸建立「轉型場域」,納入各部門、各領域專家、公民及企業展開了一系列的會議,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而2011年部分參與者認為應進一步執行氣候保護,因此後續組成氣候小組建立「氣候論壇」與「轉型雜誌」,並延伸至2014、2015年帶動關於永續企業投資、交通等氣候保護計畫,以及市民們的參與,並建立2014-2019年的永續能源行動計劃。

  綜合上述,一開始市政府的角色為連結各公私部門與單位,屬於SNM的「中介」角色,而後續參與者們逐漸介入與主導,由氣候小組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實踐了社會轉型與共識建立,屬於「支援中介」,其中小組中的胡蘿蔔暴徒則屬「非中介支援」,其並非主要網絡連結者,但卻是影響力強的媒介。因此,若將上述城市案例的角色管理運用於我國,可針對地方政府的網絡合作平臺做加強,納入各部會、企業、學者、NGOs與社區等專家,甚至市民參與,並由平臺中的NGOs及社區大學等團體做為「支援中介」傳散知識及促進能源轉型相關研擬政策的宣傳,期望透過不同的行為者帶動社會行動及轉型。 

註解:

(1)MUSIC計畫以五個歐洲城市-英國阿伯丁、法國蒙特勒伊、比利時根特、德國路得維希堡及荷蘭鹿特丹-做為模型(Loorbach et al., 2016)。

(2)20個轉型途徑(原文連結)。

(3)自2008年開始的一個全球環保運動,主張以消費力量與大商業集團對抗,即以金錢作為投票(vote with their money),支持與改善企業之永續發展(Carrotmob, 2013)。

(4)關於轉型雜誌,詳請參見City of Ghent (2012)

參考文獻

  1. Ghent international (2015). “Ghent signs new European Mayor Covenant.” Retrieve date: 2017/08/08.
  2. Ghent international (2016). “Ghent Climate Plan 2014-2019.” Retrieve date: 2018/3/19.
  3. Loorbach, D., Wittmayer J. M., Shiroyama, H., Fujino, J. and Mizuguchi, S. (201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Governance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European and Asian Experiences. Berlin: Springer.
  4. Macdonald, L. (2014). “Ghent Climate Alliance maps out city's sustainable mobility future (Belgium).” Retrieve date: 2017/10/30.
  5. Martiskainen, M. and Kivimaa, P. (2017). “Creating innovative zero carbon hom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mediaries and champions in building project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In Press, Corrected Proof.
  6. Mourey, T. (2015).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s key components of Ghent's SUMP (Belgium).” Retrieve date: 2017/10/30.
  7. Nevens, F. and Roorda, C. (2014). “A climate of change: A transition approach for climate neutrality in the city of Ghent (Belgium).”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10: 112-121.
  8. Roorda, C., Frantzeskaki, N., Loorbach, D., Steenbergen, F. and Wittmayer, J. (2012). Transition Management in Urban Context. Guidance manual -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version. Rotterdam: DRIFT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
  9. Wittmayer, J. M., Avelino, F., Steenbergen, F. and Loorbach, D. (2017). “Actor roles in transition: Insights fro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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