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芳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氣候變遷不僅是自然現象，也與個人每日生活密切相關，在各個潛在受影響的人口群體中，高齡者在氣候變遷下的處境，亟需更多關注。臺灣老人[註1]人數與佔總人口比例都呈現快速成長趨勢，2024年老人人口數近449萬，佔總人口數19.18％，之後以每年約0.8％的速度成長，預計至2025年，將突破20％（467萬人），邁入超高齡社會，並於2039年達30.41％（662萬人），2054年達40％（753萬人）（國家發展委員會，2024a；衛生福利部，2021）。而當快速的人口高齡化趨勢與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同時發生，我們準備好了嗎？

　　當提及氣候變遷時，經常會使用「氣候脆弱性」（climate vulnerability）一詞，來反映一個人或群體面對氣候變遷時，有多容易受到影響。而其中又包含三個面向：1. 「暴露度」（exposure），指暴露在氣候變遷威脅下的程度；2. 「敏感度」（sensitivity），表示對這些氣候威脅的感知程度；3.「調適能力」（adaptive capacity），代表應對這些變化的能力。也就是說，面對氣候變遷，並非人人承受著相同程度的風險與後果，如果一個人同時處於高暴露、高敏感又低調適能力的情況，那就特別容易在氣候變遷下受到傷害（McDermott-Levy et al., 2019; Rhoades et al., 2018）。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來看，延伸「氣候脆弱性」概念，評估一個人在氣候變遷下的處境，還要考慮「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也就是一個人在面對氣候變遷時的脆弱程度，不僅取決於氣候災害本身的嚴重性，還與其社會經濟條件、教育水平、資源取得管道、健康狀況及年齡等多重因素息息相關。這些因素相互交織，最終共同決定了個人或群體在氣候危機來臨時的準備程度、因應策略以及復原能力（McDermott-Levy et al., 2019; Rhoades et al., 2018）。以老人為例，同樣面對熱浪，住在老舊公寓、沒有冷氣且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和住在現代化大樓、有完善冷氣系統與家人陪伴的老人，其脆弱性就有極大差異；前者可能因缺乏經濟資源、社會支持網絡和應對知識而處於極高風險，而後者則因擁有較佳的生活環境與社會條件，而具有更強的調適能力。

　　對一般老人而言，氣候變遷會造成較高的身心健康威脅。生理上，老年人因體溫調節功能較差，加上慢性病與用藥因素，在極端高溫下較易出現中暑，或原有疾病惡化。災害期間，高齡者可能因行動能力受限而難以疏散避難，災後醫療服務中斷也會影響慢性病控制。此外，因為免疫力相對較弱，增加在極端溫差環境下罹患感染疾病的風險。心理方面，即使是緩慢發生的氣候變化，也會影響高齡者的情緒穩定程度，提高他們精神疾病發生率及加重神經系統疾病症狀。在經歷天然災害後，高齡者比其他年齡層更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焦慮和憂鬱症狀（Figueiredo et al., 2024; Leyva et al., 2017; McDermott-Levy et al., 2019; Gamble et al., 2013）。

　　除了身心健康風險外，還有一些老年群體，因為存在多種脆弱因素交織的情況，因而在回應氣候變遷議題時需要被優先考量。以2022年老人狀況調查為例（衛生福利部，2024），這項調查涵蓋全台185個鄉鎮市區，收集了2,487位65歲以上及1,866位75歲以上長者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在身心健康方面，65歲以上老人有35.33％至少有一項以上的衰弱症狀，65-74歲老人有4.71%至少需要一項日常基本生活活動（ADL）協助，75歲以上則高達24.4%；65-74歲有7.98%至少需要1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協助，75歲以上更達36.72%。經濟方面，65歲以上長者有42.59%每月可使用生活費低於12,000元，其中有9.49％每月生活費更低於5,999元。社會關係上，65歲以上者中有9.11%獨居，23.13%只與配偶同住，有6.63%從不與親友社交往來，且有49.64％從來沒使用過網路或無設備可使用。這些不同面向的弱勢情況往往互為因果、彼此加劇，例如：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的長者，社交活動自然減少；經濟資源匱乏者，較難負擔足夠的氣候調適設備。當這些多重脆弱性同時存在時，會讓特定老年群體在氣候危機中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且隨著家庭結構持續變遷與高齡人口的快速增長，這些同時面臨健康、經濟與社會關係多重脆弱性的長者人數預期將逐漸攀升（國家發展委員會，2024b；衛生福利部，2024）。

　　我國在2023年公布實施「氣候變遷因應法」，針對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岸及海洋、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七大目標領域發展各項行動，希望能提升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建構更具韌性的永續環境（行政院，2023；環境部，2024）。然而，目前政策比較偏向在宏觀層面進行災害評估與制度建構，對目前佔總人口數近2成的高齡族群關注明顯不足。雖然衛福部針對「健康」目標領域，推出「健康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但服務方式也主要停留在物資發放、提醒與宣導層面，無法真正回應高齡者的特殊需求，觸及人數也非常有限（衛生福利部，2023；環境部，2024）。

　　事實上，氣候變遷已深入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對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需要調整生活方式、改變健康或日常行為模式，甚至重新安排社交活動。針對高齡者，我們需要知道高齡者如何感知氣候變化？如何調整生活習慣來應對？面臨哪些困難？而同時面臨健康功能退化、經濟拮据或社會支持網絡薄弱的多重脆弱老人，對氣候變化的感受、受到影響的狀況、生活方式的改變與因應方式等，與一般老人或其他年齡層族群有何不同，他們面臨的特殊挑戰又是什麼？都還沒有足夠瞭解。未來只有將這些被邊緣化的老人經驗納入氣候治理視野，才能設計出更貼近實際需求的政策與方案。

　　至於如何有效應對高齡化社會與氣候變遷的雙重挑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2020年提出的「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模型，能為我們提供很好的思考方向（Prina et al., 2024; WHO, 2020）。「健康老化」包含三大核心要素——「內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環境」（Environments）與「功能性能力」（Functional Ability）。首先，「內在能力」指個人可以運用的所有身心能力，包含運動能力、感官能力、活力、認知能力和心理能力，代表了個人自身的資源與潛力；其次，「環境」指人們生活、進行日常活動的場所和條件，包括物理環境、社會環境、政策環境等，環境既可以是支持性的資源，也可能形成限制性的障礙；最後，「功能性能力」則是整合前述個人內在能力與所處環境互動的結果，而形成高齡者滿足基本需求、學習成長和決策、行動、建立和維持關係，以及為社會做貢獻的能力。這三個核心要素之間的關係是動態且互相影響的，高齡者的內在能力會隨年齡和健康狀況變化，而環境可以彌補或加劇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當內在能力與環境良好互動時，即使內在能力有所下降，高齡者仍可能維持相當程度的功能性能力。

　　在「健康老化」的框架下，如果將氣候變遷納入思考，可以形成如圖1的行動策略圖。其中，氣候變遷，如極端高溫、空氣污染、氣候災害等，都可能降低老年人的體力、活力、認知功能與心理健康，也直接改變了老年人的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的惡化、建築物宜居性的變化、社會支持網絡的中斷以及服務或資源取得困難等，氣候變遷也可能造成老人功能性能力的下降，如極端天氣限制其行動能力、社會關係維持和基本需求滿足等。其中，身處多重脆弱性處境的老人較為薄弱的內在能力、不利的環境條件、有限的功能性能力與氣候變遷交織後的結果，則會是評估一個高齡化社會能否有效回應氣候變遷議題的關鍵指標。

圖1 整合氣候變遷與健康老化行動策略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WHO（2020），p.10-11。

　　因此，以圖1的行動策略圖來看，面對高齡化與氣候變遷的雙重挑戰，未來需要進行的整合性思考方向包含：一方面，需在個人層面強化老年人的氣候適應能力，保護其內在能力免受氣候影響；另一方面，打造同時兼具氣候韌性與高齡友善的生活環境，從住宅設計、社區規劃到社會支持系統都需納入氣候調適考量；再者，在功能性能力層面確保高齡者在氣候變遷下仍能滿足基本需求、維持社會關係並參與社會貢獻，尤其隨著高齡者內在能力的變化，環境必須具備相應的適應與支持功能，以確保環境能夠彌補高齡者因氣候壓力而減弱的能力；最後，針對多重脆弱性老人，需要發展即時、個人化的氣候風險評估與氣候適應支持方案，例如：提供適合行動不便長者的防災指引、提供經濟弱勢老人可負擔的氣候調適設備與服務、建立專門針對獨居與孤立老人的氣候監測與緊急救援系統等。通過此一融合氣候變遷與健康老化的整合性思考與策略，我們才能確保不同身心、社會、經濟狀態的老年人，都能夠在氣候變遷下維持其功能性能力，繼續生活在熟悉環境中，並持續作出貢獻，同時實現健康老化與全齡氣候平權的目標。